《卫报》:自由主义已无法解释当今世界, 信任危机在世界蔓延

作者:卡特里娜·弗雷斯特  更新时间:2020-01-22 10:21:06  来源:法意读书  责任编辑:石头

  相比局限的自由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长远、更宽阔的政治视野,它能让我们看到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如何与个体个性、社会程序产生联系,并塑造它们。这也是为什么媒体开始再次倾听左派的声音,在社会不平等和气候危机的背景下讨论“重置”资本主义,以及积极参与对过去被贴上“无关”标签的不同政治兴趣、阶层、意识形态的讨论。现在,自由主义者也面临一个选择:是停留在当下,把新的发展强硬“塞”进旧的解释逻辑?还是承认自身的局限性?对于自由主义,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一场复兴,而是一场审判。

  

《卫报》:自由主义已无法解释当今世界, 信任危机在世界蔓延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nov/18/crisis-in-liberalism-katrina-forrester

  【法意导言:随着逆全球化呼声兴起和民粹主义抬头,西方世界似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事”弄得手忙脚乱,一筹莫展。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这颗“定时炸弹”更是成了许多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战后的自由主义虽几经演变,直到今天也似乎无法弥补其局限性,其地位已岌岌可危。来自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卡特里娜·弗雷斯特(Katrina Forrester)在其新书《正义的阴影下:战后自由主义与政治哲学重塑》(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中阐述总结了自由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指出了其局限性,并为这一多年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新的思考和探讨角度。】

《卫报》:自由主义已无法解释当今世界, 信任危机在世界蔓延

卡特里娜·弗雷斯特(Katrina Forrester)最新著作《正义的阴影下:战后自由主义与政治哲学重塑》

(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图片来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危机”时代,但具体是什么危机,有时却说不清楚。2007-8的金融海啸昭示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已到来;至于民主制度,在2016年已经历了一次危机,如今英国脱欧带来的政治和宪政危机则是第二次;气候危机更是日益加剧。危机已然成为了新常态。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当下也在见证着一场自由主义的危机:自由主义原则被逐渐蚕食,自由主义制度遭受威胁。在欧洲,中间党派的选票大量流失,与此同时对中间派路线的抨击之声也达到历年之甚。英国主流政治也开始意识到,在过去十年以来,中间派与新自由主义可谓是情投意合,为缩减福利制度、打击工会的政策投下一张张支持票。中间派自由主义“把人民抛诸脑后”,并在对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支持中创造了新的排外形式。更严厉的谴责如此评论道:政治的“自由”运作总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绑定,对民主、工人持怀疑态度,而且它只是资本压榨的一块遮羞布。即使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拥趸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最近也表示:资本主义模型需要“重置”了。

  自由主义中间派认为他们的制度、政党和理念都受到了挑战,这话并不假。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在我们认知范围内的的主流政治逻辑已无法解释这个世界了。

  自由主义是一种难以精确定义的意识形态,它很宏大,也随历史变化不断迭代。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自由主义一直高举“自由”和“平等”的旗帜(虽然两位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看法不一:后者对前者的重要性;这两种价值对日常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两位学者都拥护法治、权利及其代表性、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他们支持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在冷战中,自由主义通常倾向于维护现状,因而每一次政治变革的背后都是滑落极权主义泥淖的可能性。通过攻击左派来维护中间派已经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个传统。1980年代,一小部分议员脱离工党(Labour Party)建立了社会民主党(SDP)。1990年代,新工党(New Labour)打压了党内左翼势力后,自由主义走上了“第三种道路”。今天,很多自由主义中间派把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描绘成是与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一样的极端主义者,错误地把“左”与“右”划了等号。

  但是在很多国家,包括英国,自由主义者也帮助建设了福利制度,并通过中央政府机器实现了造福穷人的进步性改革 – 维护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支持公民权利、人权、社会平等、移民等。但大多数时候,自由主义者的目的不是解放工人,而是寻求妥协,从而让个人风险降到最低。社会自由主义者有时会与经济自由主义者意见相左:他们认为消灭不平等应当优先于维护自由资本市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信奉最低工资法,但同时支持公共服务私有化;他们创立了Sure Start早期儿童养育与发展项目,但也推动出售NHS体系。

  1990年代末,许多自由主义者都认为历史走上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自由主义将一帆风顺。这群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冷战结束,历史随之结束,接下来只需对现状进行增量改革。人们持着这些观点进入了新世纪。而现在的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宣告都极其自满,自由主义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这一切都结束了”。

《卫报》:自由主义已无法解释当今世界, 信任危机在世界蔓延

历史已经结束?普京正在视察俄罗斯航空母舰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不能承认这一错误,他们还在为自己辩护,认为任何不服从于这种观点的都是历史的倒退。这种防御心理并不新奇:自由主义一直都是一种消极的政治意识形态 – 是防止落入最糟糕境地的“次优选择”。自由主义者率先预言了新的“终结时代” – 民主制度和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失败,并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执政为世界滑入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深渊的前兆。当保守派只想寻回失落的从前时,自由主义者维护的是现有秩序及其基础之上的缓和改革,并强烈反击任何威胁,无论这些威胁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

  这些关于价值和制度常规的焦虑可能让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支配着我们的世界观。它并不存在于“左”和“右”之间的某处,而是贯穿了两者。在自由主义世界观之下,人们认为政治只是在威斯敏斯特宫发生的事情,大多数选民都不关心,但政治对他们日常生活工作的深刻影响却被轻描淡写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政治只是那些供职于中立机构的、强大到所做决定会带来非凡影响的人所参与的领域。价值观也许互相冲突,但妥协是目标 – 当自由主义价值受到威胁时除外;有时看来,自由主义者相信达成一致是可能的,但前提是对方要接受其认可的基本事实。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嘴上吹捧着某种美德却拒绝付诸行动。扬言要“妥协与合作”的自由民主党拒绝接受科尔宾领衔的联合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于留欧派而言,脱欧若非一场巨大的误会,就只能是一个错误:它是由于选民的无知或党派误判及右翼媒体煽动发生的;而脱欧过程迟迟未决则归因于拉斯普京般的政府顾问(无论是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还是索玛斯‧密尔恩(Seumas Milne))。毫无疑问,针对如“普通法如何与宪法挂钩”、“欧盟监管与全民公投如何稀释议会主权”等重要问题,聚焦于制度及其控制者的中间派自然能给出答案。我们身处一个“专家”时代,但讽刺的是,在公民服务、议会、法庭、媒体等公共机构,相关专业知识却极其稀缺。不过,把症状当病因也是易犯的错误。我们都知道英国脱欧灾难性的后果 – 它将带领我们急速进入一个右翼崛起、经济萧条、管制放松的新自由主义英国,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判断是全面的。留欧派必须以阻止英国脱欧之名来维护欧洲作为推行世界主义的阵地,对他们而言,任何反对的声音都是对当下政治秩序的威胁,而这种秩序是无需改变的。自由民主党为了重建选民基础而向“右”倾斜支持留欧就印证了其对现状的偏见。从历史(特别是1930年代极权主义带来的威胁)角度出发,自由主义留欧派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极少考虑到英国在此次全民公投前的历史状况。即使最极端的中间派自由主义也只给出了一种片面的判断: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不断扩大的代际和教育鸿沟。自由主义者专注于维护现有制度和常规,但事实上制度和常规只是一些政治解决方案的合理化手段而已,它们无法昭示这些政治解决方案的局限性。

  把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执政看作制度、常规、文明的危机,把焦点放在政治人物的自恋自负上,眼光未免太局限了。我们需要的新逻辑不仅仅是去接受右翼的说法,即英国脱欧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或是将这一事务留给自由主义精英去解决。两者都是老生常谈了。如果我们下意识为现状辩护,便很可能无法判断威胁的真正来源,从而无法正确进行反击。当我们聚焦个人时,便忽略了阶层正在改变的事实;当我们忙着寻求解释,却忘了意识形态的存在时,我们便忘了仇恨和承诺可以带来愉悦感,从而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新的政治力量正在利用这种愉悦感崛起 – 通过建立新的阶层联盟和以撒切尔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等修辞为噱头(一种杂乱无章的策略,但效果也许还不错),保守党已经迎来复兴。

  如果总是以其狭义去理解政治,总是沉湎于历史的相似之处,我们就会错过自己正在经历的历史,也会忘记是哪些社会和经济变革推动形成了今日的社会 –一个公共制度和基础设施失效、投资和工资水平低迷、公共事业行业被掏空、稳定工作几乎消失殆尽的英国。如果担忧的仅仅是议会制衡的失衡,我们就忽略了一点:这恰恰揭露了一个事实,即自由主义者梦想中的“中立机构”仅仅是个谎言。我们看到了在所谓文明危机中右派的崛起,却无法看清到底是什么仇恨带来了这样的危机,以及它会使谁获利、对谁造成伤害。当我们聚焦于制度危机,就会忘记英国脱欧本身昭示了更深的混乱和社会动荡 – 即将到来的大选则给予了我们一个修正的机会。

《卫报》:自由主义已无法解释当今世界, 信任危机在世界蔓延

  工党认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手上的这份卷宗准备将NHS体系端上与美国的交易谈判桌

  图片来源: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9/dec/02/uk-election-halt-us-trade-talks-until-nhs-off-table-corbyn-tells-johnson

  这些新的逻辑都有着重要启示。自由主义“中立”梦想的终结之处,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政治会出现在许多新的地方,如法庭、市场、公司、家里;政治分析人士也会开始重视过往因阶层、种族、性别、地理、移民身份、年龄等因素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政治观点和主张。这样的世界也许令人不安,却为我们走出议会与人民对立的困境指明了一条道路。右派势力则轻而易举地利用之,将人民的目光引向了新的战线。这一新的战线无关制度与其破坏,也无关脱欧与留欧,而是:英国人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新逻辑还能告诉我们更深层的危机藏在何处。英国遭遇持久性损害,原因不仅在宪法困境,还源于NHS、司法援助机构、学校等公共机构的长期衰败和资金撤离。矛盾的是,这些机构的稳定性正是自由主义中间派逻辑站得住脚的前提。随着公共机构失效、自由主义民主被掏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用于解释这个世界的逻辑再也行不通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从此陷入停滞,除了能够解释它自身如何陷入此等境地,再也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政治阐述和主张。只有重建这些公共机构才能让自由主义重获新生。可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讽刺的是,这正是今日的工党所推行的政策。

  相比局限的自由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长远、更宽阔的政治视野,它能让我们看到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如何与个体个性、社会程序产生联系,并塑造它们。这也是为什么媒体开始再次倾听左派的声音,在社会不平等和气候危机的背景下讨论“重置”资本主义,以及积极参与对过去被贴上“无关”标签的不同政治兴趣、阶层、意识形态的讨论。现在,自由主义者也面临一个选择:是停留在当下,把新的发展强硬“塞”进旧的解释逻辑?还是承认自身的局限性?对于自由主义,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一场复兴,而是一场审判。

  文章来源:

  Katrina Forrester,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why centrist politics can no longer explain the world, The Guardian, November 18,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nov/18/crisis-in-liberalism-katrina-forre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