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女士的女儿今年16岁，6月28日晚上，孩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殴打，等牛女士到了现场之后，看见女儿的校服上都是脚印。牛女士描述：“不停地在殴打，踢了大概有十几脚左右吧。周围的人就劝，说这是孩子还穿着校服，不能这么打。那个男的就指着孩子说，这个事情不用你们管。”让牛女士觉得想不通的事，明明打人的是两个人，为什么只找到女性打人者，男性打人者时至今日也没有见到(环球网2020年10月14日)。

　　没想到，西安市公安机关在办案中竟然会把一个打人凶弄丢了。不要说是受害人的母亲牛女士想不明白，就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想不通。一男一女两个人殴打16岁女生，并在医院接受治疗。西安市北关派出所却让那个男的打人凶手“失踪”了。究竟那个男的有什么背景，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之后，至今逍遥法外?究竟谁是打人凶手的权力保护伞?

　　不是人们对权力保护伞有“过敏症”，而是西安市北关派出所在办案过程中没有依法履职尽责。难道双方达成和解，对方赔付牛女士四万元，就可以让那个男的打人凶连面都见不到吗?应该说，在依法问责面前，违法嫌疑人是不存在任何隐私的，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必须公之于众，决不能让违法者“隐姓埋名”玩“失踪”的猫腻。即便是双方和解，违法打人者也必须当面向受害人及其家属赔礼道歉。而且，负责此案的西安市北关派出所应当依法行使权力，责令两个殴打16岁女生的凶手共同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那个女的不能大包大揽所有的法律责任。如果这样子办案，那就是在非法包庇那个男的打人凶手。作为派出所的公安民警，在办案中不能让司法公平正义的天平失去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更不应该故意偏袒打人凶手的违法行为。如果办案民警故意偏袒打人凶手，那就是知法犯法和执法犯法，那就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问责。

　　即便是两个打人凶手中的女士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派出所的公安民警也不能允许。如果允许打人凶手中的女士为其中的男士进行包庇，那是办案民警没有秉公执法，那就是在伙同违法嫌疑人包庇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如果打人凶手属于党政机关公务人员，怕受到依法问责之后丢饭碗，才发生了非正常的“失踪”，那是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既然他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打人，那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让他在行凶之后变成“缩头乌龟”。

　　众所周知，我国的司法原则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作为派出所的办案民警就必须依法保护16岁女生作为未成年人的人身与生命安全。而且，这是《中华人民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和国刑法》所赋予的权利。派出所办案民警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不应该让打人凶手逃之夭夭。作为政法工作者，公安民警不能连起码的法律常识都不懂，更不能充当违法者的权力保护伞。即便是派出所民警迫于上级压力，也不能让党纪国法失去应有的权威与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如果执法者不能依法维护党纪国法权威，那就不是党和人民值得信任的公安民警。

　　因此，16岁女生遭两个人殴打的案子仍然需要西安市政法委秉公执法，不能让这个案子稀里糊涂结案。究竟谁是那个男打人凶手的权力保护伞，需要政法机关用党纪国法查个水落石出，不能让受害者在委曲求全中勉强接受派出所的双方和解。在办案中只有认真贯彻执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国策，才能让违法者受到依法严惩，才能党纪国法的权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和谐稳定服务。政法机关只有有错必究，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