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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化的垃圾与糟粕罗列简评
中国近万年积累的有字的和无字的文化遗产繁杂庞大，科学先进的民主的与垃圾的糟粕性的相互织缠，鱼龙混杂相互作用，可以通过“破旧立新”进行改造，但也决非几日之功。“浅尝辄止”，还会引发陈渣泛滥，疯狂回潮，体现在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幅射散发着落后陈旧的有害气息。持续不绝，蔓延积聚，不断诱发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发生倒退性的惯性循环。
1、陈旧的惯性力量仍然巨大难减弱
任何社会制度的确立都是在具备了一定的各类社会基本条件上产生的。如若不是党内外存在着具备了重干私有化的特色社会主义的组织、思想条件，共产党内的几个走资派能把苏东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弄“死”?能把中国的近乎搞绝。可见意识形态不可估量的作用。同理，如若不是确实存在着建立“大公”特点的社会主义条件，列宁、毛泽东、金日成、卡斯特罗等个人能凭空“生出”社会主义?那是因为具备了各方面搞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都充分证明在近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既可以坚持前进，干成公有制社会主义，又可以在特定条件下，继续按旧习惯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老路，在社会前进的方向上存在着几种可能的途径。
“社公”同“资私”谁胜谁负的对抗远未解决。折射出先进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落后的在相互矛盾斗争，此消彼长，但倒退是不可能退到原来的起点上。尽管又复发了求神算卦，拜神烧香，各类远古神仙的庆典活动一驳又一驳，迷信毕竟没有解放前广泛普遍。
自相矛盾缺乏理智、自私自利、目光短浅、麻木不仁、迷信、利令智昏、长期难以觉悟不认识是旧文化垃圾与糟粕的普遍的表现形式。“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如火如荼时，唯恐讲不出高水平的奉颂话以表对革命的挚诚。当社会转向又重干私有化之时，誓表要坚决保持一致，积极追随，生前当官，死后落个干社会主义的名份和共产主义的称号，生前死后两不吃亏两不误。这是个别的么?是普遍的。
2、普遍性的不健全的社会习惯和生存习俗
人们普遍追求吃住穿均好的生计目标，却看不起搞种、养殖的农民。普遍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城乡干净卫生，却歧视环卫工人。喜爱漂亮的发型，视理发职工为下贱。希望得到一流的各类服务，服务类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分配却非常的低贱。盼望机器好商品好价格低，歧视工人劳动者，……。这不但存在于习惯和人们的普遍意识中，更是存在于社会管理的政策规定中。“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列宁和毛主席均认为自己“建设了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反复批判按权力、按等级分配的弊病，在社会主义时期予以限制，但得不到后来人的认同，更不可能逐步纠正，反而持续扩大。又虚伪地高叫公平、正义、平等。不光是走资派，“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识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不是替大多数人着想”，“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更为可悲的是深受其害的“低贱者”也沾结了此类思想精神，自轻自贱，相互岐视，崇尚、崇拜权势者、富者，不崇尚真理，因此而缺可以坚持的能保护人民利益的真理。无理可讲，无可讲理之处，加剧了畏权势畏天命，愈成无理可依。正是有此“深厚认知”的群众基础，新的思想一时未能战胜旧的思想体系，使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解放人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显得不够灵验，“西风压倒了东风”。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人民被“炮制”成“习惯”为老板打工的新奴隶，在私企重受压迫剥削的非人待遇。
3、人民不努力抛弃旧的传统惯例有害于人民自己
新的社会制度要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首要的是削弱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际上是减弱官民之间的不平等，也是很好的民主政治建设。废止“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惯例，“优则仕”的领导内心抵制，不是“学优则仕”为官当干部的许多工农兵也不从内心拥护，因为打破、终止了自己和后人可能“则仕”的心理追求，转而拥护、赞成旧的思想体系，使教育革命最终失败形成教育失误。取得一定的学历不是为了提高人的道德和技能，而是成了追逐“名利官”的阶梯，衍生出应试教育，误事误人。“年轻人的欣赏观正在由‘审美变逐臭，由蝴蝶化变为苍蝇化’”。(剧作家魏明伦在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2006.3.8日西安晚报)。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进步意义在“读书高”，读书学习是人在启蒙阶段改变无知状态的最有效的途径，其落后性表现在“万般皆下品”。这样的教育和社会影响把相当多的合格“材料”——青少年，“加工”成了废品。超女电脑代言人“在北大百年讲堂‘只唱了一首歌，说了十几句话’，就让在场的1500名大学生为之疯狂和尖叫”，“对社会问题的追问和思考上却十分怠惰浮浅”，“不只是北大一校的悲哀”，“其理性色彩之寡淡，人文内涵之稀薄，精神‘沙化’之严重，不由不生‘斯文扫地’之叹”，(自2005.9.28华商报郭之纯)。北大如此，其它高校呢?
追求名利、金钱，享受，毫无责任感、学以报国、学以为民，学以致用的回报思想难存，父辈付出辛酸的血汗钱为自己培养出沉重的“负担”，为国家熏酿出高高在上，只知享受，没有良德良知的精神贵族。北大是国内最受仰慕的一流高等学府，非高考前茅顶尖者而不能入。缺乏理性，精神“沙化”，怠惰狂糙，“苍蝇化”逐臭等文化垃圾蔓延。理应改进，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应有其码的收效。
干部“四化”，文凭是硬扛子，将要步入社会的不少人还要步入各级领导层，如此之思想基础，还能指望干出好事?把苏联“共社”埋葬的那一伙人均为高学历者。中国不缺人、能人，也不缺有知识的人，只缺好人、有德之人，更稀缺政治巨人、思想文化巨人;中国不缺思想文化，唯缺天下为公、立公奉献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习惯。
4、国民教育不先进，前进了又要退回来
漫长的旧教育观念和与之相连的科举制度，虽有“四大发明”，却无相应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八股教育实为脱离社会实际要求的务虚教育，和时代前进的步伐背道而驰。最为明显的是滞误了中国在科技上的发展，至今仍未消弭。近现代全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贡献”，工业、农牧、水利新技术成果，工业制造技术、飞机、汽车、火车、轮船等的创造发明中国人很少。鲁迅批评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用于看风水，国外用于航海。
所缺的东西太多，应有的太少。“拿来主义”也干的不好。“别人干自己买”是特权者崇洋迷外的坏习惯，可以借此“取得”大量的钱财。不费力自然不会珍惜，“买来”懒于“消化”，难以得到自主提高。如人们热衷的足球体育运动，李逵能上好大学吗?虽然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仍然是每况愈下。
否定了毛主席时代的教育思想和制度，读书不同人民划等号，蔑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念了书就要升官发财，代代相传融入灵魂深处。不升官发财就认为“读书无用”的旧思想糟粕，至今仍然是首要选择，扼杀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进步。“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贴括则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学界的三魂》鲁迅)
厌恶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培养和灌输。政治方向表现的是“软指标”，体现的是“硬道理”。中国的社会制度远未同西方一样得到确立持续运行，还须持续努力补缺。没有好的能持续的社会制度，谁能有长期稳定正常的不断提高的生存、生活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有学识的人漠然置之是自私狭隘的表现，也必然不可能实现预期的追求。美英等国可以只学知识不讲政治，中国不行。前人既未遗留下健全的资本主义，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根基不深。学校潜在地起作用地思想氛围成为“滋养”悖共厌社的温床，只想当官捞取金钱的欲望蔓延滋长。不注重探究科学技术和学术，不提高政治思想和道德水准，误人误国误进步。
旧教育模式回潮。学生教材增古减今，崇洋媚外，不推陈出新，一再添加古文份额，削减性质上现代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史类性质上排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面向未来却和时代前进的潮流相背离，是复古倒退的逆流。
过剩的外语设置，应试教育，绝大多数学生充当了浪费性的陪衬，冲减了正常的知识学习，无谓的消耗了极其宝贵的求知年龄段的深造机遇。
不是抱怨不如人的地方太多了吗!怎么解决?不通过政治革命途径不可能有效化解。不关心国家大事，靠谁把一切搞到理想的地步，天高任你飞?追求理想中的美好，却厌恶政治学习与研讨，结局必然是事与愿违，也是旧的意识形态作用的表现。魑魅魍魉、豺狼虎豹、蛇蝎苍蝇如此之多，漠然置之，指望谁“扫除一切害人虫”，使自己坐享其成?绝不可能。教育底线应守好。
5、中国文坛人渣多
鲁迅先生曾正确评价秦始皇“焚书坑儒”(术士)，思想性极高，战斗性极强，焚书并未焚农医之类的技术典籍。全面客观认真考究，当时不烧书不利于中国的统一。即使现代，也不是什么书都能随意流行。春秋战国近千年的分裂割据形成的有限著述，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同统一相背。不能使其继续成为可能出现割据分裂的理论依据，应该焚去。垃圾谁都认为必须扫除，“思想文化垃圾”成书要扫除却难得共识。
秦亡又成分裂割据之势，证明统一并不牢固，列国旧贵族割据势力并未彻底消亡。焚书是处理“垃圾”的一种方式，却是“治标不治本”的简单方法，未能将有民主气息的“百家争鸣”引导到维护全国统一的舆论上来，欠缺以武统一、以文兴国的战略思想。秦皇武功是“强项”，“文治”是弱势，以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类及“坑儒”(术士)，秦皇认为国家统一的主要途径是重用能人以战争、武力手段实现，“挥剑决浮云”，灭“六国”取得统一。舞文弄墨的儒生能扫清“六合”? 既然取得了统一，儒生术士们在此过程中并未有应该的功绩，因失去了在各国的既得利益，反而说三道四不赞成、不内心拥戴。依旧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妄图继续推行 “联邦治国”方式，实行(西周奴隶主)古人之道，分封诸侯，重建井田制的理想王国，妨碍巩固已建立的高度集权统一的封建皇权制度国家。
不消除滋生动乱分裂因素，怎能维续统一基业?“坑儒”(术士)也算是一个巩固统一的措施。缺乏大度“略输文采”，分别养起来作转化工作，“坑儒”(术士)一刀切显无耐心，应做些转化工作。赞成统一，不赞成中国全面实现包括思想上的统一措施：“焚书坑儒”，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
儒生术士也有欠缺明智的一面。既然有学识，就应该认识长期战乱，统一是众望所归。应有一统天下有利民一面的民主思想，调转观念。失误表现在继续“颂古非今”，逆背“分久必合”的大势，招来祸患。秦皇叱咤风云，征战杀伐，险境迭出，横扫六国。在争取帝业中，儒生术士们袖手旁观，哪里“待遇”好就到哪里。刚取得胜利，却要逞强想用几句话改变武力争取的天下，必然自讨无趣。“反右”镇反同此相类似。
一批共产党人在死亡和饥饿两条线上，浴血奋战，殊死拼搏，无数的革命党人和军人死于内外敌人的枪刀之下。胜利之初，又有美国侵犯，又有大批人捣乱，还要破天荒的搞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百废待兴，希望人提意见弥补缺漏少出问题。而在争取胜利的生死搏斗中，坐观成败的一批文化人，摇唇鼓舌要共产党下台搞“轮流坐庄”，政权还不稳固的共产党人怎能坐以待毙。为什么不让国民党“轮流坐庄”让共产党执政?天下是全国人民的天下，共产党顺应人民的愿望争得了天下，未到“争天下”的队列中的人群认识提高一些好。
美国谁都能轮流坐一下“庄”?资本家绞尽脑汁积累了大量财富，讲几句话就能共产平分吗?幸好当时的共产党人是学马列主义的要解放全人类。如若是蒋介石，落地的人头一定不会少。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格杀勿论”时很多知识分子从不讲“网开一面”，应轮流执政。历史文化“质量”不高的不少。知识分子掌握了此类文化，不加分析，去伪存真，在特殊情况下，比无文化的人迷误多些。在中国多次争取进步的决斗中，许多知识分子置身于外，黯然失色，更有甚者为虎作伥，就是因为装满了落后的垃圾文化。
从公元前781年周幽王元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皇统一全国，560年的征战杀伐不止，兵燹不绝，尸横遍野，“无粮士卒自相杀食”，再到1949年前，内外反动派随意杀人成了无法搞清的家常便饭。批判统治者少，歌颂者多。死些平民小兵无所谓，死些儒生术士就大惊小怪不得了，也是腐朽的等级观念表现。几百个儒生术士和当时的国家统一相比，孰轻孰重?还是统一事大，儒生术士喜好事小。当时的社会尚缺文明法度，刑罚残酷，受时代的局限，“坑儒”是草率处理，遗患是将许多文人逼入反秦队伍中。但这不是秦皇的首创，此前的长期战争杀伐“血流淙淙有声”。
客观分析，中国当时地域也不小，才得统一，不安定的因素很多，主要是一些有文化的“儒生”，“不和中央严格保持一致”，“摇唇鼓舌。擅生是非”，“巧言令色”，“不师今而学古”，不采用些硬的手法不行，即是孔夫子当政也一样，何况接受法家观念的秦皇呢?况且“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
孔子当官做到司寇代理宰相时也不“民主”，很独裁霸道，容不得不同意见，把“群臣”认为“言或不当、罪不及死”的“不同意见者”少正卯定为“心达而险，言伪而辩，行僻而坚，顺非而泽，徒有虚名惑众，不诛之无以为政”，“命力土缚卯予两观之下斩之”。堵塞言路，其他人再也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作风狰狞手段狠。所鼓吹的“仁攻”“王道”也是有鲜明阶级性的，并非“泛爱众，均宽仁”。
满族入主中原杀人比秦始皇厉害几十万倍，近乎赶尽杀绝，追溯五代十国、南北朝、元灭宋等。屡屡肆意杀戮平民，又常用此冒充军功，民命轻如鸿毛，很少如鞭挞坑儒那样不讨伐。“坑儒”未坑民，还有以统为绳，以实为据，巩合惧裂的理由。春秋战国诸侯兼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平民也是人也应为其昭冤雪屈，只讲“坑儒”不提杀民，不分青红皂白的甚多，是唯心史观影响下的不平等文化的糟粕表现。
振振有词的炫耀中国的旧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不象活在人间”的惨状联系分析，难道不应该批判、抛弃“断流”吗?是什么原因，共有多长时间“不象活在人间”。很少有谁说过研究过这个方面?只有范文澜在著述《中国历史简编》的前后，接受毛主席的指导建议，告别历史唯心主义，按历史唯物主义评判中国历史。《史记》、《资治通鉴》、《24史》等无数的史书典籍主要精神是记述、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统治者不干好事，给人民灌输的却是“忠恕”，而且又把人民熏染成“与旧现状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疾首蹙额;于初兴之事求全责备”，《华善集•这个与那个》。“慢性毒药”的危害性巨大且难识别。
春秋战国至秦，统一取代了分裂，统一度量衡、文字、制造业标准、“书同文，车同轨”是进步的一面，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顺延至满清。普天之下皆王土，“占有一切”，开局不好。中央的皇帝个人说了算，权力至高无上，一言决而为天下法，“统治一切”，例上下同，民主建设是“空档”。
秦皇统一国家是进步，建立独裁专制的封建政权是缺陷。如若公元前议事投票表决延续至今，民主政治的水平一定不低。搞社会主义借鉴利用这个习惯也较能克服很多弊端。同期的国外，虽也有专制性质，但一部分议事决策制度举手表决，按票数决定，有民主倾向，比中国先进。
公元500年前后，雅典城邦奴隶主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的改革到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民主化，同期的古罗马帝国，从“王政时代”转入“共和时期”，是世界民主制度的生长点，选举制度是对全人类做出的特殊贡献，我们无此类遗产。
近代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大顺朝和太平天国的李自成、洪秀全等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已起步并高度发展的世界格局中，也未能突破、抛弃旧的传统观念，更不能有效抵制其侵蚀。高高在上的皇帝欲强烈，脱离群众斗争的前线，争权夺利窝里斗，内讧不止，滥杀无辜作风坏，闹分裂不团结，迷信、不民主，大业未成就急速腐败，由解救人民的目标出发节节胜利变为压迫、迫害人民而急速溃败，很有生气的革命精神消弥殆尽，将很有规模的事业葬送。
6、宿命论、迷信仍普遍存在
迷信、宿命论充斥在整个历史过程之中，麻痹了对主观和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力。不是在努力奋斗中争得生存水准的提升，而是唯心的祈盼美好幸福。儒、道无不弥漫着“无为”的思想“精髓”，“逼人堕落”，似无形的锁链长期束缚着中华民族，难得应有的发展。
现在有神论甚嚣尘上，教会势力迅速膨胀，唯物论相形见绌。讽刺、嘲笑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革命传统教育，蔑视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沉寂的寺庙、道观香火旺盛、死灰复燃。
“风水”邪说在文革中被扫荡后又重新盛行。古人在原始落后状态下筑巢建宅选择地形，躲避风、水灾害对人的侵袭，被迷信成有超人力量的不可知论。寺庙前后说神弄鬼、摆摊算卦、抽签许愿成为一些人特殊的谋生方式。风水书籍堂而皇之进入各类图书市场，把荒唐演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唐僧取经成功有神仙保佑，造反派头领晁盖进不了“名单”是因为“天书”没有注定。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说明过分离奇的生编硬造、随心所欲。秦始皇、刘邦刘秀、李世民、赵匡胤、成吉思汗、朱元璋等把事干成了，就认为是命里注定的真龙天子、“君权神授”。“古老东西的可怕就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枪杆子能杀人，笔杆子在旧文化旧习惯旧观念上产生的舆论也能杀人。因为难识别，软刀子杀人比枪杆子更具危害性，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中国有“哄死人不偿命”的说法。
旧文化的垃圾和糟粕同被污染的空气一样，危害全体人，无幸免者，包括垃圾文化和观念的“始作俑”者、推行者、传播继承者。那些传播迷信装神弄鬼的人骗人害已。按健康的生存标准衡量，哪个都在正常标准以下。皇帝不革命，社会不进步，医学不发展，皇室子女死亡率也很高，帝王将相的寿命超过四五十岁的不多。受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难得科学的生活方式，无健全的思想修养，也无齐全的医药和医疗技术，虽想“万寿无疆”，但连不短命都不可能。
7、言行一致是世界性的品德“建设项目”
表里不一，内外不同，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说一套干另一套，公众场面道貌岸然，私下里卑鄙龌龊，当面讲好话，背地里讲坏话等是旧文化垃圾的一种表现方式，十分有害。来源于统治阶级愚弄欺骗人民维护其既得利益，很少有完美的外表与高尚的内在要求的统一。王莽，杨广、安禄山、袁世凯、蒋介石等都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精于玩弄权术的“集大成者”。在旧文化的浸泡下，中国人表达意愿、意见、主张总是拐弯抹角多些，缺少鲁迅提倡的直白，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表达直率多些。对比之下，什么是应抛弃的?
前苏共后期党内上层人群品德低劣，一大批毫无最低德行标准的人掌握了党政大权。“仿佛上天专门派下的恶魔来埋葬苏联、苏共和社会主义，给苏联人民制造灾难”。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丘拜斯、盖达尔、谢瓦尔德纳泽等都是口是心非，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专家。叶利钦先入党后退党，自称民主派。当个人和议会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什么顺手用什么，同黑社会中的打斗一样，捞起刺刀大炮杀人下冷手硬干。当全民公决76.4%的人不主张分裂国家的统一时，撕掉喊得震天价响的民主画皮，暗里勾结美英法解体了苏联，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中有详细的描述。
他们口里什么话都能说出来，但内心什么好的东西也没有，只有个人各种无限的欲望。赫鲁晓夫生前对斯大林好话说尽，死后挖坟烧尸。中共党内也有不少此类“大本事”人。“骗了多少无涯过客”。
“改革开放搞活”是策划于密室，串联于暗处，蓄谋已久的、精心计划的改朝换代行动，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要做的有时正是公开宣传不做的。每一阶段都选择社会制度和政策规定中的薄弱环节，开始作为攻击的对象，再否定相关的总体制度和政策。抓住一个生产队未搞好就解散全国的人民公社，一步一步的拆毁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逐块挖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终于同资本主义体系接轨，“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栓在一起”，“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现在不会争论党内有无走资派了吧!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党内的问题，那么叶利钦则是俄罗斯人鬼迷心窍，“脑子进水零件坏”，用选票将其拥上权力的顶峰，呼风唤雨、为非作歹。戈先前大赞大颂马列主义，能顺口成段地引用列宁著作，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走上苏共最高领导岗位后，兜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后却诽谤“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的社会改良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马克思据以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对苏中搞社会主义取得的成果视而不见。他不仅把矛头指向斯大林，还直接指向列宁和马克思，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马克思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表白“自己在学生时代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和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同特务一样，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和内心世界埋藏了几十年，总书记不当了，不打自招。据此讲苏共党员当时脑子有病“瞎了眼”，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掌握了党政大权来为害自己不是无据之论吧!埋葬前苏联苏共的那一批人在人品上同中国的汪精卫相类似。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罕见的厚颜无耻相互结合，什么登峰造极的、一般善良人无法想象的罪恶勾当都可以干出来。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大致都有多面性、心黑手狠的特点。
事实证明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诱惑蒙骗具体的个人步入歧途掉进深渊是办不到的，而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变质的政党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人们一时错误的认为事不关已，苏共、苏联和苏联社会主义的丧失就是证明。其根本的起点原因是从赫鲁晓夫时代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从党内被重新“生产”出来的结果。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党政领导干部。1991年6月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人认为应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不仅捞足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还继续“身居高位，控制着国家权力，大批干部摇身变为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的显贵”，依附“新总统继续作高官的为75%”，占“新政府成员中的74.3%，新政党领袖的57.1%”。他们把持的苏共此前就完全走到了人民的反面，“被人民唾弃是理所当然的”。至今十多年过去，肯定有更加“蓬勃的发展”。苏共消亡后有关机构曾在群众中做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
至此，就可以从直接具体的实际中理解认识毛主席说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走资派还在走”的论断是多么的英明正确。这还有提出质疑的余地么?“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苏联共产党不坚持马列主义，不学习毛泽东思想铸成大错，危害到国家和民族，许多还有良知的人们深感负罪而生悔。深为原苏联人民的麻木不仁、目光短浅，自觉不自觉的拥护反动派，招致自身的苦难而痛憾。中国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避免覆辙，类比对照，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
阴谋毒、诡计狠、谎言多、真话少、品德劣、人格低，毫不珍惜与人民有益的任何社会进步的成果，只要能掌权当官谋名谋利，什么事都敢干，也绝不手软的能干出来。在官贵民贱欠缺民主的社会基础上孽生的独夫民贼何其之多。
“辛亥革命”历尽劫难推翻帝制，袁复辟毁坏。打倒袁蒋介石又倒行逆施另树一帜。一批文坛上的人渣舞文弄墨,为其摇旗呐喊、歌功颂德、极尽奉扬之能事。
现代西方世界的首脑们也是言行不一、搞阴谋、放暗箭、行诡计的专家。口讲人权、自由、外交辞令非常漂亮，手持军武利器，高举屠刀杀人毫不含糊。
8、全世界都应破除有碍人类尊严的不利于人类进步自由的等级观念
旧文化的糟粕表现了官贵民贱，富贵穷贱，官高民低，“上智”与“下愚不移”，融释在各个范围内的人群之中。一整套严格的等级观念产生的等级分配制度使“上智”坐享其成，所得颇丰，“下愚”自食其力，生计艰辛。做官兴高采烈，作威作福，不当垂头丧气，低人一等，这是因为有法权作用下的巨大名利，即使共产党的领袖也难以免除。足见旧世界的力量是非常的深厚强大，就连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称呼也十分冗杂麻烦。称呼职务高兴，这是一时无法改变的潜规则。即使现在不见得能改进多少，叫“同志”时兴了一阵子，随后就失去了应有的使用频率。
新民民主义革命漫长艰辛，殊死拼斗，好不容易搞成社会主义，又推倒重干私有化。如果说搞社会主义为多数人谋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设计的标准太高，“技术难度”很大，“加工工艺”过于复杂，“加工设备”难以达到“技术要求”，西方资本家“灵”的不干，苏东也未干成。习惯爬行的中国人就不想持续。那么孙中山学美国搞资本主义为什么也不行呢?因为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事难干些，当总统权力比皇帝少一些。这些都是官贵民贱，缺乏民主建设，在权力无约束的体制上形成的，也是旧的思想文化习惯积累而生的恶果，至今也未完全消失。
9、努力限制不劳动的人瞎胡闹、瞎胡混
封建王朝所建立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正常的带有约束机制的工作要求和制度，慕官贪禄。皇帝“上班”一贯带有不能监督的随意性，百官的工作时间无规范的硬性规定，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任何人经不起8小时正常考核，造成冗员官僚机构，做官不做事，在其位不谋其事，只谋职位内外的利益。流患至今，现在的党政机关哪一个哪一级能经得起真正的8小时工作制的考核，取得报酬和工作支出极不相称。同工人终年长时间辛苦劳动所得甚少形成强烈反差。追求做官成了全民族的向往目标。官本位的观念深厚宽泛，又不断的得到扩大提升。搞限制法权的民主举措很艰难。
尽管反复高谈“改革”，也只能把差别“改革”的更大更离奇，又有一大批人享其特权带得多方面利益，缩小的难度很大。习惯势力的影响又减弱了人们的改造的尝试探求。
现在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由改革前的1：70左右上升到1：26左右。国家行政管理的成本过高。为了维持正常运行的支出，就必然是全方位加大征收。增加收费名目，和腐败的风气结合在一起，削弱了生产经营规模的投入和扩大，必然减降就业需求，增大失业队伍，加剧社会矛盾。
现在办公条件改善，只要按正常的工作时间设置，达到每天有点事干，实际工作五六小时，减少一半人员仍绰绰有余。好处是多方面的，把费用减下来投入到生产领域也可以扩大就业，但却不干。国家机关最根本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