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对“幽默”的解释，其实解释的都是它的效果，解释的是它的方法，而没有直抵这个概念本质。幽默，首先应该是一种呈现。就像“舞台”两个字一样，它应该是呈现。不管以什么方式——一般是以语言的方式，也可以以肢体的方式，我相信聋哑人的手语一定也有他们的幽默——反正它是由各种符号来呈现出来。那么怎么样的呈现算幽默呢？它一定不是一般惯常的表达方式，它的表达方式是和常理不一样的，是不按常理的。可是那些水平低的人、语文不好的人、脑袋糊涂的人，说话不就经常不按常理吗？那些人的说法肯定不算幽默啊。也就是说，幽默很像不会说话，它是故意说错的。这里面有一个词，叫“故意”——故意不按常理进行表达。

　　我不知道现在同学们宿舍里的日常生活情况，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北大中文系学生的一个标志是满口错字病句。一般人一定想：北大中文系的人，说话一定文绉绉的特文雅吧？错，那正是没文化的人对北大中文系的想象。真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必须满口错别字满口病句，说话故意不合逻辑。比如我们说太阳，不是“冉冉升起”，一定是“再再升起”，正经地说“一轮红日再再升起”。不知道的人会说，“啊，你读错了”。就像很多傻冒在微博上给我纠正错别字一样，“你们北大教授连这个也不知道”。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文章里写孔子念唐诗，竟然就有一个北大研究唐诗的教授来批判我：“我真没想到，孔庆东竟然会犯这种错误，孔子怎么能念出唐诗来？”

　　那么我们想：是不是真有的人，就念成再再升起？有啊，低级的人他就念再再升起，懂得规矩的人念冉冉升起。一般的人知道冉冉升起，就自以为了不起，就去嘲笑念再再升起的人。其实念再再升起的人，只不过他不认识字儿，只是不知道这个信息；而自以为得了真理念冉冉升起，看不起念再再升起的，这才是小人。那什么不是小人呢？就是知道这个字应该念rǎn，同时知道有人会念zài，然后故意念zài，这是高级。这个高级覆盖了下边两层：他愿意念rǎn就念rǎn，愿意念zài就念zài。他到学校去发言就念冉冉升起，他在宿舍里调侃他就念再再升起，还故意钓鱼看别人上不上当，看有没有人来骂他：这叫幽默。他明明知道念冉冉升起故意念再再升起，明明知道大刀阔斧，他说大刀阔爹。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这样故意卖弄——那革命形势如火如茶啊！其实这个幽默不是一个简单的逗乐，而是包含着对这两种状况的钓鱼、调侃、观察，其实是超越。当然也不乏含有一般的取乐。取乐时间长了，还要更换其他的表达方式。

　　这样做它实际上是要超越一般的符号规则，它不是没达到符号规则，它是超越了符号规则。故意犯错不是错，而且还不是对，是超越对错。那么这个超越是要干什么呢？这个超越恰恰是要不做语言的“奴隶”，而做语言的主人。一般的人就认为北大中文系就是要把语法学得最好，说话特别合乎规则，他想象你们是标准的奴隶，然后带领全国人民一块儿好好做奴隶。这是一般人对我们的想象，一般人对北大中文系，对牛津大学英语系，对马德里大学西班牙语系，都是这么想的。而这样想恰恰是错的。就像很多人认为北大中文系就是写小说的一样，我们恰恰不是干那个的。通过这样的超越，就达到我们不被语言所伤。语言本来是用来抵达事物的本质的。

　　比如说，动物不能区分世界上各种事物，它只在自己欲望产生的时候，对欲望的对象有一种认知。在那个时刻，它欲望的对象从世界中凸显出来，一般情况下它不必去分辨这个世界。人从动物中分别出来，经过很多年的进化，发明了语言。语言就是要使语言的所指从世界中凸显出来，这是语言的功用。通过让事物凸显，我们好控制这个世界，征服这个世界，这是语言原初的功能。

　　可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发达、成熟、普及，这个功能它就经常要退化。就是顾城说的“语言就好像用旧的钞票”。现在大家都不用钞票了，都是刷二维码了，在那个大家普遍用钞票的时代，你得到一张新钞票，心情是很愉快的。过年的时候父母给孩子的压岁钱都要换成新钱，最好还是编着号的，比如十张一块的、二十张一块的，按着号编的，孩子拿到手里格外的愉快。没有路子换新钱的，才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皱皱巴巴的，孩子可不高兴了。但钞票会流通，流通久了，你拿着它就没有钱的感觉了。大家一定有这样的心理经历——当你钱包里的钱很烂的时候，你希望尽快把它花出去，不愿意它留在你的钱包里。

　　语言也是这样的，语言用久了就丧失功能，就再也唤不起这个词、这个句子刚产生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了。比如说“密密麻麻”。我们现在说“人很多，操场上密密麻麻的”，你觉得这就是形容人多嘛。你回到这个词儿刚产生时候那个感觉——密密麻麻——听了你马上身体得有感觉才行。这个词刚产生的时候，你听到它身上马上就痒起来，像后背上让人撒了一把麦粒似的，应该有那个感觉。这个词怎么才能使它的所指凸显出来呢，这才是凸显出来。

　　可是每个词在用的过程中，它这个功能逐渐都丧失了。这时候就需要有伟人，有语言的伟人，重新找到表达方式。就比如说，大家都说“冉冉升起”的时候，“冉冉”的形容功能就退化了。大家都知道这么形容太阳升起来，这个时候，你一本正经地说——“再再升起”，等于再一次唤起了“冉冉”。包括纠正你的那个人，他心里也想：本来是“冉冉”嘛。这就等于把那个用旧的钞票重新洗干净，重新抵达事物的本质。

　　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不能说“凡是不按常理的就是幽默”；而是正着讲，幽默是一种故意不按常理、超越符号规则的表达。那它们区别在哪呢？区别关键在于——我的一个常用词——“主体”。怎么才能不做语言的奴隶，特别是研究语言文学的人怎么不做语言的奴隶？就是你要记着——我们是人，我们是有主体精神的人，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还要是语言的主人。这样说恐怕大家都同意，但是做起来比较难，特别是“怎样做语言的主人”。我们的语言都是习得的——不论你的母语还是某一种外语，都是学习来的；学完了之后怎么才能不死板地按它的规矩走，而是你熟悉了之后，你能够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创造。

　　早期的共产党，其实就是马列主义语言的奴隶，所以它就不能成功，老打败仗。早期攻击鲁迅的那些哥们儿，他们觉得他们抓到理了，在他们看来鲁迅是反革命。鲁迅研究了马列主义之后就发现：其实他们是语言的奴隶，只不过换了一套语言，就等于换了一个主子，其实还一样。我们发现有时候左派右派都很讨厌。为什么他们都很讨厌呢？他们表面上好像不同，其实都是膜拜在一种语言的咒语之下。

　　我专门有一本书叫《口号万岁》，里面的主打文章就是《口号万岁》。我那篇文章还得到我们系很多老师的赞赏，包括我们系里一些语言学教授，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同感。我们太容易陷入各种各样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泛的口号，不光是大街上贴的那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一堆口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以借鉴萨特、加缪他们存在主义的一些思维方式。“存在先于本质”，由于语言的问题淆乱了这个关系，所以很多哲学家都专门谈“词与物的关系”。现在西方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就是谈语言——萨特谈，福柯谈，海德格尔谈。他们发现：人真正的存在奥秘，是存在于语言里；解决了语言，人才真的成为人。前些年很流行说海德格尔的一句话：“语言是存在的家屋。”都说俗了，又把它当成一个口号了，其实这个话本身是很有深度的。我们并不“存在于地球上”，“存在于中国”，“存在于北大”：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恰恰证明我们存在在语言里。

　　当然语言对我们有很大好处，语言给我们提供了多少便捷；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就更依赖语言，更丧失主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一系列大师，他就开始不好好说话了。萨特说“写作就是反抗”。用什么反抗？就是一定要用跟别人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进行反抗。

　　而左派和右派，他们的初心本来也是反抗——尽管他们的立场不一样，他们都觉得现实有问题，要改造现实，我觉得都很好；可是一旦成了派，他的表达就容易套路化、公式化。套路化、公式化的表达恰恰就遮蔽了世界。

　　语言本来是让我们看见世界，可是语言多了恰恰遮蔽了世界。很像我们天天上网，你自以为在了解真相，其实这些铺天盖地涌来的信息恰恰阻挡了你看这个世界。它们并不是窗口，而是堵在窗口的砖头——每天忽悠你去点击的那些东西，都是砖头。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希望看到一些幽默的东西，比如我们喜欢看喜剧、相声，可是大多数相声是那么的不好听。比如说我接触的很多相声界的人，他们动不动就说“这个活应该怎么使”，说得一本正经的。可是如果像他们那样按照一个规矩去进行幽默，那还有幽默吗？幽默恰恰是创新。幽默必须是创新，而不能把它僵化了，非说“这个包袱就必须这么抖”。

　　如此看来，真正的幽默其实是严肃。说如火如茶的这些人其实是严肃的人。他们同时表达世界的各个层次，同时指出了正确和错误，而且他们自己扮演小丑，他们自己扮演那个错误。幽默并不是一般人理解的低俗，而恰恰是高大上，可是它容易跟低俗混淆。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张安琪从舞台角度讲幽默——其实她讲的这个舞台效果，就是指幽默的形象性。幽默的一个功能是特别生动，让你好像重新看见了他要说的那个人那个事。如果是一般的表达，你是看不见的。比如说“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这肯定不是一个科学语言，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他就这么说——通过这个不合理的表达，你就看见了“张大哥”这个人了，而且你会想象到你身边类似的人。我有一篇写韩毓海老师的文章，说“韩毓海是一切人的二哥”——他在家里行几我不知道，但是他给任何人的感觉一定是老二，你看见他不由自主地想叫韩二哥，你叫他韩大韩三都不对。你通过这样一个非常理的表达，恰恰把一个东西给它拽出来了，一下就照亮了。这就是舞台效果。

　　我觉得老舍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老舍有个专门的词叫“锄”，拿锄头锄草那样的锄，对语言要“锄”。老舍的世界就有别于左派和右派，在左右之外给现代读者带来一种新鲜感。老舍的幽默和不幽默是统一的，他想幽默就幽默，他想不幽默就不幽默，二者不是对立的。正因为这样，老舍他才是大师。

　　幽默作家很多。比如说钱钟书很幽默，这是公认的，而且钱钟书的幽默自成一家。钱钟书的幽默是机智型的——机智为主，机智是他的风格，机智的背后以渊博的学问为基础。很多人把钱钟书捧得那么高，可是我们专业的老师，比如高远东老师，有一次就说：“钱钟书有那么重要吗？”钱钟书是不是缺乏一种沉重的东西？这个民族在受苦受难，你钱钟书在干嘛？你看的那些东西都对，你讽刺的很深刻，但你在干嘛？别人在浴血奋战，你在读书，当然你有学问了，这值得你看不起别人吗？钱钟书张爱玲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但他们为什么够不上大师？我们寻找了一圈新的大师之后回来，发现大师还是鲁郭茅巴老曹，尽管他们也可能各有各的不足，但整体的分量是大师。他们不一定都幽默，但他们都有舞台效果。他们使我们重新地发现了世界的原初状态，发现了事物的本质。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课后去发现春天的本质吧。

2018年3月21日 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