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遮不住,大道正回归

作者:生民无疆  更新时间:2017-10-11 08:18:10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读诸玄识先生《虚构的西方文明史》的感言

  继何新《希腊伪史考》、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之后,诸玄识先生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近日出版了。

  诸玄识先生用来自于西方的大量文献资料,论证了这样的事实:

  1、“西方文明及其一切方面都是伪命题”:“西方文明源于中国……基于中国成果的西方‘文明要素’是: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国家制度、自由经济和哲学思想等”;“西方的‘历史’源于中国”。

  2、人间有大道,人类行大道才有未来:“中华文明驱动的是‘道的运动’”,而所谓的西方文明是“中华派生矛盾的对立面----文明的怪胎”。

  关于此书精华与独到处,林鹏先生的《略论“中学西被”》(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e2f7890102x6el.html),黄河清先生的《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5df8390102x4rr.html),这两篇序言已经做了精彩的论述,我就不赘言了。

  一

  我很怀疑,诸玄识先生的这部著作,能否登“大雅之堂”----获得学术界积极而公正地对待。

  目前,任何怀疑西方世界的文字,一旦进入“学术界”,都无异于秋行夏令,不合时宜。何新先生的《希腊伪史考》已出版多年,董并生先生的《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于去年出版,无不遭到“学术界”的“三不”冷遇:不知道(假装)、不传播、不评论。个别沉不住气的“学者”,则要么口出脏言,要么诬之为“民科”。

  如此“学术氛围”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鸦片战争爆发后,某些人患上了“恐洋症”,所以,洋人毫不费力地在中国大地上圈占了大批的租界。

  辛亥革命后,胡适之流把持的学术界,患上了“媚洋症”,他们竭尽全力把洋人塑造成高大上,处心积虑地把自己的祖宗描绘成假丑恶。

  《河殇》之流问世后,“媚洋症”发展为“跪洋症”,某些人索性匍匐在洋人面前,以洋人为“真理”的化身、精神上的“主子”、肉体上的大脑,进而痛恨黄河、黄土地,以黄皮肤为耻。在这些不愿堂堂正正做人,跪惯了洋人的“学者”看来,当今中国任何超越洋人的言行,比如高铁的诞生,比如加强国防建设,比如民族复兴的提出,都是欺君罔上罪不容诛的。

  中国必须永远跪在洋人面前----就是“跪洋症”者的思维模式,自然,对洋人的任何怀疑,都是大逆不道的、“反人类”的行为。

  没有自己头脑的《河殇》之流,完全失去了思考问题的能力。他们近乎弱智的基本逻辑是:因为欧美人今天了不得,所以,他们自古了不得。

  对于“古希腊文明”,“跪洋族”们比洋人还要崇拜。

  继何新和董并生专门揭露希腊伪史之后,诸玄识以大量的文献资料论证了“古希腊哲学是中国翻版”,“文艺复兴伪造柏拉图等哲学家”。

  对“古希腊”, 我没有什么研究,但是,基于常识,我便推断出历史上不可能诞生什么“雅典文明”。

  希腊半岛是一片穷山恶水之地,位于只适宜于种植葡萄、橄榄等作物的地中海气候地区。不出产主粮、贫瘠的山区,在二、三千年前,是典型的不宜人居的地方。葡萄与橄榄,绝对支撑不起高大上的雅典文明。洋奴们声称,雅典玩的是商业文明。且不论雅典生产、销售什么,也不论同样是地中海气候的地中海沿岸是否有粮食卖给雅典,也不论天天与雅典打仗的地方是否愿意卖给雅典粮食,我只是请洋奴们计算一下:如果雅典有十多万人口,即便是二三万人口,一年得消耗多少粮食?在二、三千年前,在没有帆船的时代,那些粮食是如何运到雅典的?我曾经撰写过《克里特岛上诞生过强大的“米诺斯王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b7f3810102ebw4.html,大家可以参阅。如此常识性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所谓的“古埃及文明”(《 神奇的古埃及有多大版图?有多少人口?》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b7f3810102xsqd.html)。

  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方,能发展出引领世界的先进文明?一群天天饿着肚子的人,能有心思琢磨天上有几颗星星、地上有几个真理?

  直到中国明朝中晚期,欧洲大陆依然是一片蛮荒。法国19世纪的学者丹纳说:“到1550年,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黏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像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至于法国,到15世纪末,国内的优秀人士,所谓贵族只是粗野的蛮子。威尼斯的大使们说,法国绅士的腿都像弓一样弯曲,因为老是在马上过生活。拉伯雷告诉我们,歌德人的蛮俗,下流的兽性,在16世纪中叶还根深蒂固。”

  诸玄识告诉我们,是中国文化,教会了欧洲人如何生活。

  二

  值得指出的是,洋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早在牛顿时代,西方人伪造历史之风,就到了疯狂的地步。但是清醒者也大有人在。诸玄识说:“英国科学家牛顿着迷于中国编年史。据此,牛顿批评西方学术造假歪风,他发表了《古代王国的编年史》,以期拨乱反正。”

  上述几部揭露西方伪史的著作,所引用的资料,基本来自于西洋人的著作。诸玄识先生为撰写《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多年废寝忘食于西洋的图书馆,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英文文献资料,将诸多铁证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以为,跪惯了洋人的“学者”们,对洋人也该一视同仁,认真对待这些揭露西方伪史的舶来品。

  有些人坚称,西方自古先进,最早发现地球是圆的,最早探讨地球中心与太阳中心,最早绘制世界地图,等等。

  诸玄识指出了一个为洋奴们所回避的常识性问题:欧洲地处高纬度地区,这是一个粮食产量极低的地区。在这里搞游牧,也许还行;搞定居农业,那就不容易了。生存艰难之地,必然战乱不止,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没完没了的相互屠杀。欧美人亲情淡薄,大体源于这弱肉强食的战争文化。事实上,一部欧洲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如此环境,谁有功夫有心情去研究天上的事情?

  依据西方文献资料,诸玄识指出:“耶稣纪元来源于华夏授时”,所谓的格里高利历,原来是中国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的翻版!

  其实,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发现,所谓儒略历的故事,本身就是乱七八糟的童话,完全经不住推敲。

  据说,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的老大恺撒组织学者编了一部历法,一回归年365.25天。就此,欧洲开始了儒略历时代。据说,俄罗斯一直沿用儒略历,即俄历。

  著名的十月革命,并不是发生在公历1917年10月,而是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这就是说,误差已累计至13天。

  根据这个儒略历活化石,我们可以不查任何资料,做一个简单的倒推。

  儒略历,一年365.25天,每4年闰1天。今日公历为年365.2425天。

  那么,实行儒略历,

  1、每4年会透支0.03天:

  0.2425×4 – 0.25×4﹦ -0.03天

  2、每133.33年,会透支1天:

  1÷0.03×4=133.333年

  3、透支13天历时:

  133.333…×13 ﹦ 1733.329年

  4、以1917年计算,那么,儒略历的元年应该是:

  1917年 -1733.329年﹦ 184年左右,即中国东汉时期。

  显然,如果儒略历真的存在过,那么,它的起始年应该在公元184年左右,与什么凯撒大帝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至于耶稣纪元(基督纪元),更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了。诸玄识指出:欧洲“17世纪的著作仍然记载耶稣诞生于11—12世纪”。

  更加显而易见的是,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法国 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1675年,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这时,明朝已经灭亡30多年了。

  一个没有天文台的地方,是如何搞出儒略历、格里高利历的?只有耶稣知道。

  一个没有天文台的地方,是如何搞出太阳中心与地球中心的?同样,只有耶稣知道。

  三

  我一直认为,西洋人发达后,拔高一下自己的祖宗,树雄伟一点的碑,立高大一点的传,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因此,对于揭露西方伪史,我毫无兴趣。在《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中,我就表达了这一观点。

  我之所以参与到揭露西方伪史中来,是因为得了“跪洋症”的那些人过于猖獗,终日胡言乱语,误人子弟。中国要发展,要复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大写的人前赴后继地奋斗。

  我多次谈及这一段历史。唐朝初年,大唐的边疆,如同突厥的后花园。唐高祖刚刚禅位于太宗的武德九年(626年)八月,“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唐太宗只好与他们会盟。根据《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面对颉利可汗陈兵三十万于长安城下,通过沟通,颉利可汗同意谈判,但是要求唐太宗亲自来谈,而且不得带随从。唐太宗只带了这位名叫安元寿的卫士,亲自到颉利可汗帐中。显然,这极其冒险又迫不得已。双方谈了些啥,不得而知,反正突厥退兵了。

  无疑,这是千古屈辱。经受如此屈辱,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人论证“全盘突厥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大唐男人都是纯爷们。突厥退兵后,唐太宗立即召见文武百官,他说:自古以来,突厥和中国都是此消彼长,各有盛衰之时。中国奋发图强,突厥就衰落;中国不思进取,突厥就强盛。从现在起,士农工商各安本业,军人要苦练弓马。唐太宗说到做到,亲自带领将士们练兵。

  四年之后,大唐军队主动出击,突厥颉利可汗成了大唐爷们的阶下囚,后来当上了唐太宗的卫士。不久,唐太宗成为已知世界的“天可汗”。

  汉唐盛世,是血性男儿创建的;身患 “恐洋症”、“媚洋症”、“跪洋症”的一群,除了败家,便是爬行。

  四

  诸玄识先生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既有的卓越贡献、对人类未来的引领价值。历史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血脉----中华文化是高贵的,我们的祖先是伟大的。

  政治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选贤任能和科举取士的制度。

  经济上,直到鸦片战争爆发那一刻,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科技上,宋朝就编制出与现行一致的历法。

  文化上,京剧昆曲黄梅戏,融歌剧、舞剧、话剧、诗书画于一炉,实乃大美。

  军事上,我们祖先的行动,三次直接改变欧洲历史。汉朝打败匈奴,唐朝击溃突厥,而匈奴、突厥分别灭西罗马、东罗马;蒙古大军的成果更是尽人皆知。

  生活上,当林黛玉穿着丝绸、品着茶、吃着中国菜,吟诵《葬花吟》的时候,欧洲的国王王后正在随地大小便,拒绝洗澡。

  正当中国处于最艰难时期的1939年,钱穆大师在他的名著《国史大纲》开篇便说:“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中国崛起已成势不可挡之势。这,已成为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正在快速进步,还会继续进步。

  “恐洋症”、“媚洋症”、“跪洋症”的一群,到了该调整心态的时候了。Lawrence H. Summers教授,是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这里,摘他《Grasp the reality of China’s rise》http://larrysummers.com/2015/11/09/grasp-the-reality-of-chinas-rise/中一段话,供“跪洋族”玩赏:

  In the years ahead, China is likely to account for between one-third and one-half of growth in global incomes, trade and commodity demand, and its significance will only increase as its share of the world economy 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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