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何时成为一个“政治民族”》一文的按语

2011-02-10

　　甘阳先生这篇文章《中国何时成为一个“政治民族”》被许多右翼网站所推荐，右翼网站之所以会推荐被称为“新左派”的甘阳先生的此文，大概是因为其中一个基本观点吻合了时下流行的右翼政治观点——如果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国家必然会陷入崩溃。我们之所以也推荐这篇文章，是因为甘阳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大众民主这个概念，并认为大众民主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虽然大众民主、大众政治、大众时代等概念我们已经呼吁了许多年，但是这个概念作为正面问题进入学界讨论范围，还是第一次。以往只要一提大众民主、大众政治等概念，立刻就会被辱骂或贬低为是极左和文革余孽。现在，至少是在“新左派”或叫“西马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这里得到了正名。虽然由于“新左派”或“西马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立场，使得甘阳先生把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算在了100多年前的德国人马克斯·韦伯的头上(其实韦伯讲的大众民主和我们讲的大众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学界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大众民主，意味着人们已经开始接受我们的观点，开始正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遗产，开始认识到大众民主是比精英民主更加高级的社会政治制度，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此前我们就曾经多次指出，掌控社会媒体的极端右翼势力处于解体共和国的特定目的，总是反复渲染一个伪命题，这就是把当今中国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民主制度的斗争，歪曲成为是所谓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其实，当今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而是各个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在努力争夺本阶级的民主，争夺本集团的民主。当了官的要建立党内民主，建立官权民主，追求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发了财的要建立资本民主，建立社会民主，追求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人人平等;作为无权无势的一般老百姓，只能要求建立大众民主，建立大众政治，追求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人人平等。

　　前面提到，我们所讲的大众民主与韦伯所讲的大众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韦伯所讲的大众民主仍然局限于普选式或叫直选式民主，而普选式或直选式民主的最大弊端，恰恰就在于这种民主最适合资本操纵，是典型的“金喇叭民主”，权利的手绢无论怎么丢来丢去，永远都只能是落在富人手中。所以，这种民主仅仅用来约束国家最高领导人，让国家最高领导人更好地为少数富人服务，而绝不允许用来约束任何富人或者老板。而我们所讲的大众民主，是包括直选式民主在内的直免式民主，就是现在突尼斯那种民主，人民既能够直接选举总统，也能够直接罢免总统，不受任何法律程序的约束，人民即法，人民的意愿就是法律，人民就是法律的化身，人民就是超越一切的上帝。大众民主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不仅能够约束国家最高领导人，同时能够约束各级官员和老板，就是现在美国共同诉讼制度那种民主。目前美国建立在有罪推定、大众陪审团和惩罚性赔偿三大原则基础上的共同诉讼制度，代表着目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它完全来自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则，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成果的历史性继承，这一大众政治文明的制度性产物，在客观上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大众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大众民主，大众政治时代，大众政治文明，本来应该是中华民族引领世界发展的文明航标，结果却是中国变成了世界人权法庭上的政治被告，而造成这种历史颠倒的罪魁祸首，仅仅是因为这个民族的精英特别是文化精英，彻底背叛了这个民族。从中国被颠倒了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出，精英政治必须让位于大众政治，在中国，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不仅仅是21世纪历史发展潮流决定的，同时还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更加迫切的民族要求。这个问题此前我们曾多次指出，就是中国的精英集团不同于欧美的精英集团，也不同于日本的精英集团，欧美和日本精英集团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欧美和日本成为强悍民族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的精英集团则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是官权泛滥并且与洋权相结合的结果，而官权泛滥以及与洋权相结合，又是如同韦伯先生所说，是人民大众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结果，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官权泛滥和洋权危害，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建立大众民主制度。

　　而要建立大众民主制度最根本的要素，就是必须树立造反有理的政治理念，并且要把造反有理作为最根本的政治伦理。只要认真比较一下当今中国前后30年的变化，特别是比较一下当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政治状况，就会发现，维护西方国家数十年和谐稳定的最根本因素，不是什么民主法治制度，而是人民大众的造反精神。无论是美国联邦宪法，还是法国拿破仑法典，之所以能够一管200多年至今仍然有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些法律本身，不是这些法律本身具有不可摧毁的钢筋铁骨，而是人民大众的造反精神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长期阶级斗争和造反运动所形成的阶级力量的暂时性均衡，把人民大众的诸多斗争成果，都包含在这些法律之中，一旦包含着人民斗争成果的这些法律制度被破坏和被践踏，人民大众便会通过大规模的造反行动来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比如前些时候，法国为了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宣布延长老百姓2年退休期限，即刻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罢工抗议浪潮。突尼斯和埃及牺牲民生发展经济，结果老百姓起来造反赶走了总统。而中国精英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在批判造反有理的基础上移植西方民主制度，老百姓只能跟着精英的指挥棒转，如果是跟着西化精英反对执政党，就是民主大潮，相反，如果把矛头对准资本，就是十恶不赦的民粹运动。人民大众只能成为精英之间民主斗争的工具，永远被排除在民主主体之外，中国的民主也就只能是精英民主，并且还不是武松式精英，而是西门庆式精英。武松式精英和西门庆式精英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武松式精英还能够互相制约，在客观上有利于扩大老百姓的生存空间;而西门庆式精英，则只能是相互勾结，共同压榨老百姓的生存空间。西方国家精英民主的主体，就属于武松式精英，而中国精英民主的主体，则是典型的西门庆式精英。

　　我们说，韦伯先生的大众民主和我们所说的大众民主含义不同，并非是由韦伯先生个人思想的局限性决定的，而是由韦伯先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决定的。韦伯先生那个时代没有形成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形式，没有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技术，不具有建立大众民主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如果说，股票和证券市场奠定了大众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那么，互联网和现代通讯则奠定了大众民主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两个东西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把人类社会推入了大众政治时代，人民大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跨越资本和知识的双重门槛，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要保障人民大众利用互联网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大众民主制度，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是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一种大众民主制度。所以四大自由，就是大众民主制度的根本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当今社会的具体体现，就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自由。在社会矛盾的量变时期，四大自由是实行大众民主的主要工具，在社会矛盾的巨变时期，当四大自由已经不能解决当前社会矛盾时，街头革命便成为大众民主的质变形式。可见，四大自由加街头革命，就是大众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大众政治时代的根本标志。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将是未来世界经济一体化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没有这个政治制度做基础，未来的一体化世界就只能成为一个罪恶的世界庄园。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才多次强调，大众民主制度，大众政治文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是毛主席留给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最宝贵的政治遗产，世界文化转型的希望就在这里，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更在这里。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就是证明，今年以来北非中东等地掀起的阿拉伯革命也是证明，中国铺天盖地掀起的红色大潮更是证明。

　　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就要到来了。

　　下面是甘阳先生的文章。

　　张宏良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l010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0

　　2011-02-10

　　关联阅读：

　　中国何时成为一个“政治民族”

　　甘阳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已为举世所瞩目，但中国在进入下一世纪时必将面临的关键考验或在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代“政治民族”。本文将首先简略讨论“政治民族”的概念，以便指出，对中国政治改革方向和方案的讨论有必要从“政治民族”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加以考虑。

　　1、何为政治民族

　　一个世纪前，韦伯对其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曾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political 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韦伯终其一生惶惶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无法走向“政治成熟”(Weber，Political Writings，1994)。韦伯的这一担忧事实上为德国日后的发展所证实：韦伯死后的德国“魏玛共和”今日几乎成为“政治不成熟”的同义词，其结果就是希特勒的上台以致战败后两德分裂，分别依附于美、苏。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德意志民族才重获走向统一政治民族的机会，亦即从韦伯时代算起耽误了将近一百年。

　　韦伯的基本看法是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 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要把社会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一个统一的交换经济过程之中，韦伯认为能够适应这种“大众经济”过程的唯一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亦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必须同时能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种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治认同的民族就是现代“政治民族”。

　　2、政治民族与大众民主

　　但在韦伯看来，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相比的最大差异之一恰恰就在于，落后民族从根本上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unpolitical nation)，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

　　这样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在韦伯看来只有在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殊化的状况下才有可能运作，因为在这种相对静止的社会状况下，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传统宗教和道德，政治则只是少数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但是一当现代经济加速发展，社会高度分殊化，这样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必将日益捉襟见肘。因为它事实上将无法解决如何将高度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纳入一个政治过程的问题。韦伯由此认为不但德国容克式封建贵族政治注定要没落，而且老式的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即英国式贵族自由政治同样注定没落，因为它们都把政治过程局限在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之内，从而无法将已经进入历史舞台的“社会大众”整合到政治过程之中(英国本身从自由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始于1867年改革法案)。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韦伯强调经济发达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这种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机制就是以“大众政党”(mass party)和全民普选为基本机制的“大众民主”。大众政党的特点即在于它的政治活动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从而凝聚对民族整体利益的社会共识，而定期性的全国大选机制则为利益千差万别以致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提供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社会达成“随时调整的共识”(contingentconsensus)。韦伯特别强调，选举政治发达的最深刻政治意义实际在于它使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全民政治教育的渗透力，亦即它使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同时具有对“全国性政治”(national politics)的基本意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全民政治教育机制，经济发达民族尽管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但国民们却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the habit of sharingresponsibility)。从而使发达民族在本国内部具有落后民族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这就是“政治民族”与“非政治民族”的最根本差别。韦伯断言，现代民族的真正强盛必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

　　3、政治市侩主义与政治不成熟

　　韦伯由此强调，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根本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外在强盛”即经济、军事的发达，而且更在于“内在强盛”即国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所形成的政治向心力。韦伯对德国的忧虑就在于，他认为德国尽管能在较短时间内经济崛起甚至给人以“外在强盛”的表象，但与此同时却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a nation entirely lacking in any kind of political education)。尤其是，一个落后民族走向“外在强盛”即经济崛起的过程，在韦伯看来决不意味着这个民族必然就在走向“内在强盛”，因为一国“内在强盛”的不发达并不是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而是政治不发达的结果;同理，一国内在强盛发达也并非经济发达就能自然形成，而是国民们只有在充分的政治参与中不断经受政治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的一种基本政治素质。但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亦即在经济崛起时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阶级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即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

　　韦伯认为这种“政治市侩主义”乃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他尤其强烈抨击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排斥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政治舞台是十足的“民主恐惧症”，认为这种“民主恐惧症”恰恰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不成熟”从而无法成为德国的“政治领导阶级”(事实上德国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排斥成为日后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这种“政治市侩主义”在韦伯看来是纯粹自欺欺人的慢性政治自杀主义，因为它导致的实际结果只能是，旧的政治机制每天都在加速衰败和死亡，新的政治机制却无从生长。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政治机制日益萎缩，到最后恰恰只能导致法律与秩序的崩溃。

　　4、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

　　中国在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相当之高而使中国在社会层面已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致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不断增生中的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事实上都突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和政治过程来达成社会整合?

　　从本文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必将呈现只有日益多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却无法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全国性政治过程来整合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的状况。目前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十分盛行的各种“政治市侩主义”(political philistinism)，适足延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从而已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为一个伟大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碍。事实上，由于政治改革的一再延误，中国今日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能力已相当脆弱，其集中表现就是日益突出的所谓“中央与地方”这一基本张力。这一张力的实质无非是，由于中国社会分殊化的高度发展，已使“中央”日感缺乏足够的权力基础来整合不同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从更深一层的角度看，中央权力基础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中国目前仍是一个“非政治民族”，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其中的全国性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力事实上并无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亦即它无法象发达经济民族的中央权力那样可以诉诸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legitimacy)。

　　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在我看来由此也就是：如何使中国从目前的“非政治民族”状态走向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要解决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诚如韦伯早就深刻见出，社会经济发展越是多元分殊，中央权力就越有必要立足于全民直选，否则必处处受制于各种地方或集团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讲，在社会高度分殊化条件下，加强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不妨说，无名无姓的社会大众乃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天子”，而扩大大众民主实无异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代式!

　　事实上，发达经济民族加强中央权力的最主要制度化安排就是尽可能减少间接选举的层次而扩大直接选举，以确保最上层的中央权力具有比任何地方或集团势力更大的社会民众基础。例如美国宪法规定，联邦众议员不得由各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而必须由各州人民直接选出;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联邦参议员同样必须由各州人民直选产生，不能由各州议会间接选出;更重要的是，联邦党人在费城制宪会议经过长期讨论，最后决定美国总统不由众议院间接选出，而由全美人民另派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其中心考虑就是要使美国总统的权力基础直接来源于美国人民，并向全体美国人民直接负责。所有这些宪政安排都旨在使美国的联邦政府能将其权力正当性直接立足于最广大的民众基础之上，以确保联邦政府的权力基础绝对不受各州政治权力的挑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美国从一个松散的各州邦联最终成熟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顺便应当指出，议会制与总统制尽管不同，但在诉诸全民直选以奠定中央权力正当性基础上则并无二致，事实上议会制国家在中央权力不足时最常采用的做法就是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以从社会大众的直接支持中获取新的权力正当性基础

　　5、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中国能否成熟为一个政治民族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制度性的保障，即大众民主及以大众民主为正当性基础的中央权力之落实。这一论述方向与今日大多数人强烈主张“地方权力”的倾向多少有些背道而驰。但我以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今天讨论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时，不能完全仅从目前的权益之计出发，而必须同时有基本政治理念的视野。与本文有关的一个基本政治哲学问题实际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重温美国建国时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争论是不无启发的。

　　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当时的全部论战实质上可归结为一点：反联邦党人主张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地区共同体而非每一个人，因此主权在地区共同体。这一政治原则直接体现为1781年“邦联条款”的前言，即美国是由各州为单位所构成的“洲际联盟”(Uninion between the States)。相反，联邦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则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直接受自于作为个人的每一公民个体，而非来自于任何其他地方共同体，不管是省、市、乡、村。这一政治原则集中体现为美国联邦宪法的著名首句：We the People of theUnited States，……其根本重要性即在于，美国联邦作为一国政治社会，不再是由各地方共同体权威当局所组成，而是直接由作为个人的每一公民个体所组成。也因此，联邦中央政府乃是每一公民个人的直接代表，而非地方共同体当局们的仆人。

　　总之，以公民个体为政治社会之本，以统一宪法为民族国家之纲，就是联邦党人为美国民主筑下的基石。我以为这同样应成为今后中国民主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组建原则从来是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回摆动，从未以个人本位原则建立。如果说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曾以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这种大群体来取代个人独立与个人自由，那么近年来似乎不无另一种危险，即以“地方”这种次大群体再度障蔽了个体。似乎个体在一个较小群体中就必然比在一个较大群体中有更多的自由。这其实正是反联邦党人当年的最根本论证，即所谓“共同体越小，民主越易”。但联邦党人对现代民主的最大贡献恰恰就在于，他们彻底打破了民主只有在小国才有保障的西方传统论点，明确奠定了一条决然相反的民主原则：“社会越大，越能妥当自治”(thelarger the society，the more duly capable it will be of self-government)。联邦党人的这一理念及美国民主的历史经验，或许可以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传统并不必然构成中国走向民主的障碍，相反，在充分发展大众民主的基础上，中国的大一统传统或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成熟为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