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舆论声讨造成21人堕湖死亡的公交司机的点评
(张宏良同志在民族复兴网微信群聊天摘录，7月16日摘录，9月25日整理)
看到大家对这位走投无路而自杀的公交司机的谴责，感到特别愤怒，这种不敢指责强者就迁怒于弱者的行为简直就是丧尽天良。这个自杀司机与21个乘客都是受害者，如果不是丧尽天良的人，怎么能够不去谴责那些制造这个悲剧事件的元凶，反而迁怒于这个已经死亡的受害者呢?说什么这个司机应该让21个乘客下车后再去自杀，自杀也不能去连累无辜平民。
这种说法简直太没有人性了!请问911事件那些大楼里的人是不是平民?广岛长崎原子弹的受害者是不是平民?苏联红军十万大炮把柏林炸成平地，那些死的人是不是平民?武松血溅鸳鸯楼杀的那18个人中有没有平民?按照你们的说法，是不是要让广岛长崎那些平民离开以后再扔原子弹?是不是要让柏林那些平民离开以后苏联红军再开炮?让武松弄清楚鸳鸯楼上谁参与了对他的谋杀以后再报仇?对一个走投无路而自杀的死者提出这种要求，请问你们还是人吗?
作为官僚富豪坚持这种没有人性的冷血价值观，还可以理解他们是在自我保护，但是作为同样是社会下层的民众，特别是作为左翼人士也坚持这种冷血价值观，那就没有任何道理了。说什么这个自杀司机是在“拔刀怒向更弱者”还恬不知耻地炫耀这是鲁迅说的。如果这样说绑架者还情有可原，可这个司机本身就是自杀者，而不是杀人者，怎么能说是“拔刀怒向更弱者”呢?况且鲁迅一生什么时候站在官僚富豪的立场上，站在强者的立场上，而去谴责过弱者?你们去问问那些官僚富豪，那些精英名流等强者，看看他们是站在这个自杀司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你们的立场上，就知道你们是不是在曲解鲁迅，在侮辱鲁迅了。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左派，需要革命者?不就是因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社会没有公平，没有正义，老百姓没有活路，没有指望吗?老百姓但凡有一丝一毫的希望，有哪怕是一条活路，有谁愿意自杀?一个收入微薄的公交司机，房子被强行拆除，又买不起新的房子，在万般无奈的绝望逼迫下，最终只能选择了自杀这条绝路，作为左派怎么能够要求他应该在把乘客卸下之后再去自杀，这是一个左派的立场吗?这个事件并不复杂，悲剧的元凶十分明显，就是暴力拆迁的开发商制度。是这个暴力拆迁的开发商制度，把包括司机和乘客在内的21名自杀者送上了绝路。如果你不敢指责元凶可以不说话，但是作为左派要说话，就要站在弱者立场上，站在受害者立场上，站在底层百姓立场上，去为那些受害者伸张正义，而不是站在强者立场上，站在精英立场上，站在官僚富豪立场上，去充当他们的舆论打手。
至于说什么“冤有头，债有主，司机应该去找那些害他的人报仇”，这些人更是既无知又无耻。我们曾经多次讲过，现代社会一大特点，就是根本找不到冤头债主，特别是在当今中国，更不可能象武松那样能够找到冤头债主。就拿这个自杀司机来说，他怎么知道是谁暴力拆掉了他的房子，又是谁让他根本就买不起新房子?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当今这个社会，弱者老百姓根本找不到作恶者，无法像武松那样去冤有头债有主的报仇，你们但凡是有点人性，有点正义感，应该谴责造成这个悲剧事件的元凶，应该谴责这种罪恶的拆迁制度，可是你们就在这里谴责死者。又是一帮五毛党的流氓逻辑，就是死者和受害者都应该人格完美无缺，否则就应该被谴责，这还有一点天良吗?
你们这些人才是作恶者的真正土壤!为什么同样的人类，只有中国会发生这种拆迁?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人，怎么可能这种罪恶专门砸到中国老百姓头上?况且他就算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能改变他的冤屈吗?杨佳倒是冤有头债有主，只身一人闯入警察大楼，从1楼杀到7楼，没杀一个女警察，没杀一个青年警察。因为把他杨佳打残废的人里，没有女警和青年警察，所以他没有选择武松那种全部杀掉的做法。可是结果怎么样?大家不仍然谴责杨佳是恐怖主义暴徒，给枪毙了吗?
前面我们讲过，现代社会受害者根本找不到害人者，找不到冤头债主。连美国那种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专门为此彻底修改了法律原则，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罪推定原则，改为有罪推定原则，为找不到冤头债主的弱者百姓，提供了一个能够改变冤屈、伸张正义的出路。所谓无罪推定，就是受害者必须拿出证据才能控告作恶者。害死这个司机和那些乘客的就是这个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而有罪推定则不需要受害者提供证据，而是由作恶者自证清白。这个司机就可以把开发商或者政府部门直接告上法庭，不需要任何证据，那么这个司机也就不会走上绝路，21个人也绝不会死了。
谈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中国不引进这个有罪推定原则?回答很简单，因为这个法律对老百姓有利，对官僚富豪没好处，对庄家老板没好处，便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给否定掉了。所以大家以后不要总是批判中国改革是全盘西化，其实这个改革从来就没有过全盘西化，而是严格进行阶级选择，有利于官僚富豪的坚决引进，不利于官僚富豪而对老百姓有好处的，绝不引进。这个有罪推定，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全都实行，包括我们中国台湾香港的股市，也都实行有罪推定，唯独中国大陆拒绝实行，为什么?这就是阶级选择的结果。其他国家和地区的99%力量比较强大，所以就实行了有罪推定;中国大陆99%力量比较弱小，就没有实行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有罪推定。
刚才还有人讲，活不下去可以自己去死，不应该剥夺他人生命。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此不再重复。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凡是涉及官僚富豪的走投无路，老百姓都不想死，最终没有办法只能去死，老百姓也不想白白死去，而是希望以死相拼，死也要讨还一个公道。可是一个老百姓死掉，就象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根本不会形成社会事件，不会引起社会关注，死了也是白死，不会给作恶者带来任何麻烦和压力。所以，老百姓才会象这个司机一样，连带多死几个，以便引起社会关注，让社会特别是政府知道他是被罪恶逼死的，是因为走投无路的冤枉才自杀的。请问，让老百姓最后连死都不能单独去死的这种悲惨状况，难道是老百姓自己造成的吗?如果社会给受害者留有哪怕是一条活路，老百姓会采取这种死后还要背负一个“报复社会”的罪名去自杀吗?让受害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只能采取这种连带多人一起去死才能引起社会关注的社会环境，才是这类悲剧的真正元凶，真正根源。
我们左派是阶级分析论者和历史唯物论者，遇到问题应该进行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而不能就现象而论现象。遇到广岛长崎原子弹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亡，就谴责盟军滥杀，而不是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才是几十万无辜居民死亡的元凶;看到苏联红军万炮齐轰柏林，就谴责苏联红军连平民一起轰炸，而不是谴责德国纳粹这个战争灾难的制造者;看到八路军攻打日本鬼子炮楼，就谴责八路军不管炮楼里面的老百姓;看到铁道游击队扒铁路炸桥梁，就指责铁道游击队没有给客车留出一条轨道等等。要知道，任何正义都是有代价的，但是这种代价不能归咎到追求正义的人们身上，而是要归咎于违背正义的作恶者。
谈到这里我们又不能不再次指出所谓恐怖主义的问题。“9.11事件”后，美国提出了21世纪最大的敌人是恐怖主义。中国这个原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带头大哥”也跟着喊，全然不顾所谓恐怖主义完全被侵略被屠杀的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反抗形式。就拿“9.11”来说，上百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阿拉伯地区大肆屠杀阿拉伯人民，至今仍然在侵略和屠杀阿拉伯人民。但是，由于武器的差距，阿拉伯人民在军事上打不过美国，只能采取这种自杀式袭击的方式进行反抗。面对无比强大的敌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选择自杀式袭击，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高尚品格，伟大的牺牲精神，“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古往今来，这种自杀式袭击一直是中华民族讴歌的伟大侠义精神，怎么今天反倒被一些人包括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左派，当作是万恶不赦的恐怖主义了呢?今天的中国是古往今来道德最堕落的中国，今天的左派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堕落的左派。否则，不可能会跟着美帝国主义跑，跟着中国官僚富豪跑，产生出这么多五毛党。
正是因为自杀式袭击是力量悬殊条件下一种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为了唤醒全民族而不能不主动赴死的牺牲精神，所以走上自杀式袭击的那些民族英雄，大多是一些高学历高收入的高级知识分子，而绝不像美国和中国知识精英所造谣的那样是什么没有文化的愚昧之人。大家可以想一下，“9.11”那些撞击美国世贸大楼的那些阿拉伯勇士，他们在关掉导航仪的情况下，单纯凭借感官判断飞越数百公里达到目标上空，寻找到世贸大楼，准确无误地将其撞毁，为了阿拉伯民族和人民，与敌人同归于尽。这种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和无与伦比高超绝技，与历朝历代各个国家的英雄相比，都绝不逊色甚至更加出类拔萃，令人敬重。可是今天有多少中国人可以说是绝大多数，都把这些可歌可泣的伟大英雄辱骂为是恐怖分子。如果有一天这些人也遭到美军等侵略者的屠杀，能不说他们是自作孽的应得报应吗?
此前我们多次讲，中国文化是报应文化。上苍和历史的报应，并非象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报应在作恶者身上，而是报应在支持、纵容、容忍和接受这种罪恶的老百姓身上。东方文化的伟大就在这个地方，如果只报应作恶者，等于是除掉毒草，而不能改造产生毒草的土壤;只有报应产生罪恶的一方百姓，才能起到彻底改良土壤的作用。所以窦娥一人蒙冤屈死，当地百姓三年大旱，无数男女老少因此丧生。这就是善恶循环的报应文化，不仅仅是东方文化，而是东方文化揭示的宇宙机理。总之，报应永远是打在老百姓头上，打在那些纵容罪恶的老百姓头上。我们老祖宗不惜泄露天机告诉后代子孙这个道理，就是不忍心看到世世代代的老百姓成为报应对象。可是今天我们的老百姓却在往死里作，辱骂那些为正义而牺牲的英雄，声讨那些以死呼唤正义的死者。如此下去，又如何能够不遭报应，如何能够摆脱恶果?
还是老祖宗那句话：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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