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两国民间起诉对方政府要求疫情赔偿的点评

　　美国律师事务所对中国提起集体诉讼，要求中国进行疫情赔偿，让中国人感到愤怒;武汉梁旭光等人对美国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美国对中国进行疫情赔偿，中国人感到振奋。只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注意到，美国集体诉讼制度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不同，决定了美国律师的起诉必赢，中国公民的起诉必输。道理很简单，这是一场落后政治文明与先进政治文明的偶发冲突，是一场政治文明的遭遇战，结果只能是落后的政治文明败给先进的政治文明。

　　凡是熟悉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政治主张的人都知道，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中国司法改革要引进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也就是所谓集体诉讼)。共同诉讼制度是属于大众政治的法律制度，是穷人约束富人的法律，而中国现在的民事诉讼是精英政治的法律制度，是富人整治穷人的法律。只是由于法律党和五毛党的共同主子党内贪腐势力和黑恶资本势力的阻挠和封杀，包括老百姓在内的社会各界一直没有注意到中国左翼爱国力量这个多年来的泣血呼吁。只是这次在中美两国因疫情产生诉讼之争时，大家才有机会看到，美国先进的司法制度决定了美国律师的起诉必赢，而中国落后的诉讼制度决定了中国公民的起诉必输。

　　第一，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法庭上自证清白，如果不能自证清白，原告起诉的罪名就成立，就要赔偿原告的所有损失。也就是说美国律师所只要把中国政府告到法庭上，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就一切OK，可以坐等判决结果;而中国政府必须提供所有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只要证明不了自己清白，对方控告的罪名就成立，就要赔偿对方所有损失。其间作为原告的美国律师事务所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

　　这个制度有利于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穷人要想拿到富人的证据，员工要想拿到老板的证据，个人要想拿到政府的证据，很难很难，可以说比上青天还难。所以美国才吸取中国文革的有罪推定原则，率先实行有罪推定，建立了有利于穷人的共同诉讼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股市是全世界最干净的股市，而中国股市是全世界最肮脏的股市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实行的是无罪推定，由原告提供被告的违法犯罪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能开庭，如果证据不全就必然败诉。也就是说此案要由梁旭光等武汉市民来提供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犯罪证据，仅此一条梁旭光等武汉市民就注定要必输无疑，因为他们这些普通市民不可能跑到美国去搜集到美国政府的证据。可见中国这个本来是为富人整治穷人的法律，在中美冲突的关键时刻，却在把中国的爱国人士置于死地，这就是政治文明落后的悲剧。

　　第二，美国律师所必赢，梁旭光必输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中美两国判决有罪无罪的方法不同。美国司法改革吸取新中国人民陪审员的先进政治文明，建立了公民陪审团制度，由公民陪审团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而不是由法官来判定有罪无罪。而公民陪审团是由当地公民身份证随机抽签产生的，这些随机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差不多100%都是法盲（属于健全理智的人——编者注），根本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世俗道德来判定有罪无罪。由于美国政府已经挑动起了美国民意的赔偿要求，所以美国公民陪审团将肯定会做出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判决。

　　这种40年来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控诉所妖魔化的典型“文革判案”，其最大优点就是永远不会出现违背民意和社会道德的法律判决。所以在美国绝不会出现摧毁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南京法院的彭宇案，也绝不会出现不顾民心民意而枪决的张扣扣案。看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文革会不死，为什么大众政治会到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主席生前开创的大众政治文明，早已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开花结果。只是美国对中国大众政治文明的继承，绝不是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集团主动接受的，而是美国人民大众坚持阶级斗争的结果。

　　而中国法院是由法官判决有罪无罪，陪审团完全是由那些只讲理性不讲人性，只讲法律不讲道德，并且天生具有卖国情结的法律党所组成，他们会怎样判决此案，大家只要看看彭宇案和张扣扣案就会知道是什么结果。

　　第三，还有一条更要命的就是据中美两国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美两国原告的索赔数额极不对等。美国司法改革根据毛主席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将赔偿分为事故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大类。事故性赔偿也就是损失多少赔偿多少，美国疫情损失多少中国就赔偿多少，此外不多掏一分钱;惩罚性赔偿则是对故意不讲道德的一种无限赔偿，原则上是让被告赔光为止，有些富人不是仗着有钱不在乎打官司吗?那好，让你进法院时还是个富人，出法院时就变成了穷光蛋。以此来让那些欺负人的富人看看，有谁还敢仗着有钱随便欺负人!如果遇到中国政府这样不能罚光的被告怎么办?那就实行自由心证制度，由法官手抚《圣经》随便确定一个罚款数额，这个数额必须大到足以让今后的富人不敢犯此类罪行。惩罚性赔偿数额要远远大于事故性赔偿。

　　而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实行的是单一事故性赔偿，没有惩罚性赔偿。这就造成了两国原告处于极不对等的悬殊地位。

　　可见，决定中国公民必输的是中国法律制度，决定美国公民必赢的是美国法律制度。表面上来看这是中美两国的公民在打官司，实际上是中美两国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打官司，是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文明在打官司。谁输谁赢，早在40年前那个三七开决议中就已经做出了判决，今天只不过是履行个手续而已。看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愤恨那些作为徒子徒孙的左派五毛党了。如果没有他们，中国公民就绝不可能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法院根据自己的法律来和美国打官司，结果却是无论怎么打都注定只能是输给美国。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此前是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洋人用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开着战船前来中国，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来打中国人;现在则是用中国人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再次来战胜中国人。中国人真是太冤枉了，冤枉得到死都不会瞑目。

　　目前中国要想赢得这场官司，已经来不及了。莫说是已经没有了“临时抱佛脚”的法律修改时间，就算是有时间，我们现在那些老板身份的人大代表，也绝不会同意把那些有利于“穷鬼”的共同诉讼制度引入中国。不过，虽然要想赢得这场官司已经不可能了，但是要想赢得这场国家之间的生死较量，要想赢得这场文明之间的历史较量，我们仍然还来得及。当今人类最先进的大众政治文明是我们中国人民创造的，美国只是吸收了其中一些先进的要素，但是由于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约束，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无法建立大众政治文明的制度。只要中国不再继续自我阉割、自我妖魔化，所有制改革不再继续私有化，就一定能够重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大众政治文明，把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全球化，引领整个世界走向社会主义复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只能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被40年前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迷惑的太深了，误把1949年前后两个30年中的两场伟大革命所激发起来的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所形成的迄今为止40年的巨大经济能量，看作是私有化改革的成果了。结果就是在人类政治文明和世界改革潮流的相反道路上越跑越快，最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形成了与美国之间的历史换位。在政治上接过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改革的精英政治，把自己创造的人类最先进的大众政治文明当做“文明浩劫”踩在了脚下，中美两国不同的法律制度就是一个典型;在经济上接过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抛弃的私有制，私有制的比重不仅超过了美欧等任何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在数量上甚至能够超过西方国家私有制的总和。美国90%以上的企业都实现了员工持股制度这个新型公有制的萌芽形式——由于垄断资本仍然控股所以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就是最好的说明。

　　目前这场全球流行的大瘟疫终于让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也开始让世界睁眼看社会主义了。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把医院定性为是人民医院和事业单位，从而在人民的强烈反抗下阻碍和拖延了医院私有化的步伐;如果不是中央集权体制迅速恢复了用免费医疗来救治传染病人，单凭平均每人75万元的救治费用，就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早已经家破人亡，作家方方那个死人手机堆积如山的谣言恐怕早就千倍万倍地变成了现实。眼下中国不仅不会成为率先战胜这场全球性瘟疫的唯一国家，甚至整个国家早已变成了陈尸满街、杀戮遍地的恐怖地狱。好在社会主义的残余拯救了中国，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榜样又在拯救世界，西班牙率先宣布对全国医疗机构实行国有化，就是打响了西方国家医疗公有化改革的第一枪。

　　但愿中美两国公民要求对方国家赔偿瘟疫损失这场官司，能够像瘟疫唤醒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一样，同样也能够唤醒人们对大众政治文明的追求，把99%人民大众创造的而被1%精英集团占据的世界，重新还给99%的人民大众。否则，下一场天谴还会到来，在人类已经征服自然的情况下，任何一种天灾的发生，都是对私有制的一种天谴。当人类社会造成的各种罪孽，人类社会自身已经控制不了时，那么上苍就会出手，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天谴，强制人类社会回头，避免人类最终走向灭亡。眼下这场新冠肺炎的全球性大瘟疫，就是对人类社会进入生物世纪的第一场天谴，警告人类社会不要把生物技术用来作为杀戮的武器。否则，等待人类社会的就只有灭绝，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种族的灭绝，而是人类社会的整体灭绝。

　　而能够拯救人类摆脱天谴，避免灭绝，走向辉煌的唯一出路，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大众政治文明。

　　20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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