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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种子万岁！
食物主权按：
种子得益于一方水土的滋养，不止结出果实供人们饱腹，更是身份认同和本土文化的象征。
纪录片“种子：属于人民还是公司？” 由八个拉美国家的组织联合制作而成，取材于八国人民为保护本土种子的社会运动的斗争经验。镜头的焦点对准了农民手中土生土长的种子，从玉米的历史渊源和玛雅社区对种子的祈福传统讲起，探索了妇女与种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社区内种子交换的重要性，展示了种子在文化仪式和市集流通中的关键地位。短片还着重记录了拉美人民对种子专利保护法和转基因种子的经久不息的抗争，以及对农业综合企业发展的抵制。
毋庸置疑，保护本土种子与捍卫家园故土、自然遗产和人民自治密切相关。种子，是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粮食主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属于人民的神圣种子
所有的一切始于一颗种子。
当女人第一次把野生浆果种子收集起来，并把它种在自己家附近时，这粒种子，开始改变世界。
农业始于一万年以前，从一粒种子开始。
一粒种子孕育出成千上万粒，不断多样化，散播到全球，最后成为供给食物的基石。种子衍生出社区、食品、文化和传统。从这一意义上说，种子是属于全人类的遗产。
Teocintle是玛雅人培育的神圣的谷物。多年以后，它才被改造成我们今天吃的玉米。它最初的样子和我们现在认识的玉米有些不同。玉米起源于一种古老的植株，种子经过人们漫长的采集和筛选过程，最终变成现在玉米的样子。玉米和teocintle拥有同一个祖先。在危地马拉的维斯塔地区，至今还能找到该地特有的teocintle的亚种，也就是玉米的祖先。
保存和守护teocintle对整个物种的保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的几年里，teocintle将在玉米繁育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保存Teocintle就能实现它和玉米的基因重组，从而提高玉米的抗虫性。
对危地马拉的玛雅人来说，传承下来的本土种子是神圣的。在播种之前，人们会举行祷告仪式，祈求造物主把种子变成食物。
祖先的教诲一代代传承下来，教导我们要对每一年的收成心怀感恩，要祈求造物主使种子萌芽，培育出更多的种子，这样年复一年我们才有食物吃。种子也世代相传，从祖先那里传到我们这一代。
我认为自己是种子的守卫者，因为我们的产出对我们和后代极其重要。身为女人，我们收集种子，保存它们，来供我们自己使用。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教导我一定要耕种。每次种玉米，我们都会把它种成一小行。从小时候起，父母就教导我们吃藜麦。
我每年都种下种子，收获后把他们保留起来，留给我的孩子、孙子，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我不买种子。作物成熟之后，我把它们晒干，把种子留下来。种子好像我们的母亲，繁衍千千万万的子孙，延续她的血统。我去城市里时，会看到很多想买的东西，但是我买不起。在乡下，如果我得到一些豆子或者豌豆、玉米，我都会把这些种子分享给邻居。
大家好，我来自墨西哥古老的原住民族Wixáritari，虽然族人的语言各不相同，但我们都爱戴我们的母亲——玉米女神Niwétsika。这里所有的民族都种植并且保护玉米。大地上有五种玉米种子。大自然孕育出这些种子，我们才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玉米女神Niwétsika是我们的母亲，赋予我们生命。
二、绿色革命不绿色，人民种子不属于人民
二十世纪中叶，种子知识产权的问题逐渐显露。美国迈出了鼓励工业化农业的第一步，导致农业被少数大企业掌控，也造成了时至今日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绿色革命”。以种植单一作物为基础的工业化农业推行机械化生产，大量施用农药化肥，集中土地。 大企业以本土种子产值低为由拒绝使用他们，转而研发了“改良”版的种子，作物的性状趋于一致。农民也被劝阻不要使用他们自己留存的种子。结果，大自然历经一万年造就的种子多样性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就流失了四分之三。
另一些改良过程中，人们为了使种子能抵抗除草剂或者毒害昆虫，改变了种子的基因。这是人类尝试的最危险的生物实验之一。企业通过知识产权垄断了种子，包括专利技术和培育者权利。
三、对种子专利法宣战
UPOV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联盟)是一个倡导保护种子知识产权和培育者权益的国际协议。这种知识产权限制农民自由地栽培、改良或者买卖他们的种子。自从这个体系开始运作，我们已经失去了成百上千种符合我们需求的传统种子品种。
在哥斯达黎加，我们从1999年起就反对UPOV，然而抗争还是失败了。2007年，我们被迫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但是农民协会、当地联盟和环保组织仍持续关注这一议题。现在我们把国家种子办公室告上了法庭，因为它彻底向UPOV屈服了。它保护专利种子培育者的权益，公然藐视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挑战不仅仅来自UPOV，还有种子“授权”的法律。这项法律将剥夺了长久以来我们享有的留存、种植、交易和买卖种子的权利。他们还逼迫我们顺从种子公司的要求，这太荒谬了。
2003年的巴西种子法案是巴西关于种子的第三次立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项法案涵盖了巴西种子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官方的种子所有权系统会建立起来，为种子工业的利益服务，种子将不再是属于农民的公有物。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民间团体、巴西社会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展开了斗争，一些原住民在2003年4月对立法展开的讨论中形成了一股中坚力量，力图在规则以内创设一些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允许家庭农场、农业改革的受益者、原住民和社区中的人们自己改善自己的种子，与其他人交换以及出售种子。问题在于，官方种子体系排斥传统种子，包括自然产自本地的种子和长久以来一代代农民培育出的新种子。这等于宣布了种子多样化的死刑。照此以往，与生俱来具有基因多样性的种子在种子所有权系统中就会丧失立足之地。
四、人民的抗争之路
正如你想得那样，人们会保留自己的种子，而吃掉政府提供的种子。这对人们带了极大的伤害，许多家庭因为种子表皮带有的毒素中毒，鸡也死了。尽管一些农民的玉米种子受到了种子银行的担保，但也逐渐不被农民接受，最终被倒在了垃圾堆。人们只播种了一半种子，另外一半都丢掉了。种子政策造成了种子的极大浪费。
我们最终游说成功，保障社区种子银行和世袭种子的法律得以通过。这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设法改变的法律。我们终于可以说“种子保住了”。
而政府想方设法通过种子法律，种子问题因而变得日益复杂。显而易见，这是大企业对农民的剥削。大企业想要控制种子，使之私有化，这样他们就能掌控食物链的基础。他们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即展示企业化农业和家庭小农农业可以“并存”。如果我们种的玉米和另一片田里的玉米杂交，这些种子公司就会夺走我们的作物。种子公司用这种恶性循环来排挤小农。有一句话可以很好地作出总结，“谁掌控了种子，谁就掌控了食物”。而那些大企业想做的就是掌控全球的食物体系。
某种程度上，种子公司试图用科技使我们妥协。我们则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之抗衡：增加知名度，举办种子会展，宣传报道我们的生产方式、出产的作物、储存和鉴别种子的方法等。我觉得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在城市的宣传力度，只靠我们单枪匹马顶不住企业的施压。我们得努力让人们知道五六个大型跨国企业正试图控制所有的食物，得让人们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女性一直奋斗在保卫种子的前线，她们种植并保留种子。厄瓜多尔法律试图强行建立种子注册和授权的体系，这是一个隐患。政府很快就会因为仰赖种子公司，而不能捍卫国家的食物主权和资源主权，因此我们反对国会通过种子法律。
就官方的种子体系而言，符合规定的种子需要满足种种条件，包括基因的一致性，但这有悖生物多样性原则。新的种子法律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我们抵制只生产一种种子的跨国公司。种子对我们而言，也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种子是先民世代流传下来的遗产，当权者必须理解和尊重。不过，我们仍然坚定不移，不管法律存在与否，我们的种子都将留存下去。
2014年6月10号，危地马拉国会通过了培育者权益法，即广为所知的“孟山都法”。这部法律保护种子私有化和专利化，从而威胁了当地本土和祖传的种子。同年9月4号，原住民和农民运动的领袖组织了反对种子私有化的抗议游行。
“反对孟山都法！我们都是玉米的子孙，不是吗？但我们绝不是转基因玉米的子孙！”面对示威游行和公众的抗议，危地马拉的立法者为废除“孟山都法”投票。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坚决反对生物安全条例和指导转基因作物的政策，并要求国会废除相关法律。“反对转基因生物多样性法！”
这项法律的唯一目的就是使我们的种子变成私有财产，把整个种子行业的命运交给像孟山都一样的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只在乎他们的经济利益。
五、培育者权益法案是对宪法的挑战
1、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第一部种子法律在1980年通过，当时正是军政府当权时期。但即使在那个时候，种子自由流通也没有被禁止。长久以来，我们的种子不断进化，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演变。种子的自由流通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移民的基本权利。
然而，在2012年，洪都拉斯政府通过了植株培育者权益法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孟山都法”。自2012年起，农民和原住民延续了11,000年的收获、交换、改良、赠与和出售种子的行为，被政府宣告有罪，遭到了起诉和禁止。
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得通过法律途径在法庭上对抗。从本质上来说，种子自由流通的权利是农民、原住民和消费者自发抗争得来的，支持种子权利的社群得齐心协力，政府才能不剥夺我们本应享有的权利。我们得明白哪些事可以通过法律解决，怎样才能废除洪都拉斯前所未有的允许跨国公司起诉农民的法律。直接签署UPOV91的国家并不是很多，但是有不少国家被迫将它写进自由贸易协定里。
2、哥伦比亚
在哥伦比亚就发生了法律的对决。2012年，国会通过了UPOV91，使之成为国家的法律。然而立宪法院对其合理性进行了审核，认为其立法前并没有咨询少数族裔，因而不予通过。不仅如此，法院还指出这条法律在诸多方面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生物多样性、传统生产体系、社区享有的生物多样性的权利，以及人民享有的食物主权。
哥伦比亚农业协会通过的970号决议覆盖了全国范围的种子生产、使用和销售。这项决议具有极大争议性，农业协会甚至没收了全国的种子，农民们因决议造成的重大影响而抵制这项决议。
从2010年到2013年，超过4百万公斤的种子被收缴。在2013年到2014年的农业抗议中，农民运动要求废除970号决议。但是政府并没有废除这个决议；相反，两年后政府通过了 3168号决议替代970号决议。
新决议仍旧授权ICA控制种子的使用，生产和销售。它强迫农民只能用经过认证和“优化”过的种子。强迫各国采用UPOV标准，使得一些所谓的作物“育种者”长期垄断种子实验室生产成为可能，只要他们可以声称这些种子是独一无二的、稳定的、统一的和新颖的。
还有一些新的认证标准，帮助种子公司控制整个种子系统。这些标准规定只有经过认证，注册的种子才能合法地流通，即便这些种子并不是最好的或者最健康的品种。本土的种子也在同时受到了攻击。农民们因收集、分享、给予、售卖、交易本土的种子被定罪。 一小群公司已经掌控了种子的市场。今天，区区三家种子公司，已经控制了全球50%以上的商业粮食种子市场份额。
六、抗争的种子：社区中的种子保护和交换
危地马拉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留存本地种子是对抗外来转基因种子入侵的一种策略。在阿奇（Achi）地区，妇女建立的Cachuu Aloom协会是种子的守护者，已经建立了本土种子的交易所。
我们一共收集并种植了150多种本土的传统种子。通过告诉人们怎么去使用本土的遗留种子，我们希望能增强危地马拉以及全世界的人们这方面的意识。我们男女老少都不想使用那些种子，因为这些种子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并伤害大地母亲。
在马梅（Mam）地区，这些妇女成为了当地的种子收集和守卫者。她们有一个种植园，有一个本土传统种子的交易所，还有一个森林作物种子培育所。所有的妇女会到森林里去采集种子，在家中把种子烘干，而后带到协会。种子银行里会有两位妇女负责检验，在确保种子干净之后将它们存进种子银行。
危地马拉人认为，传统的种子是祖先留给他们的最珍贵的财产。
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攫取主义模式的抗争，这种模式拥有政府政策和资源全力支持、基于农业出口和单一化栽培；而代表农民和本地人的农业模式，则关注食物主权。
我们一直在与这样的一种长期矛盾作斗争。虽然有些社区已经做出了一些进步，但跟我们站在统一战线上的农民还不占大多数。有些地方正在实践生态农业，农业化学品正在被淘汰，但还有一些地方仍在施行现代化工农业。生态农业模式是我们必须持续努力践行并广为推广的模式。要知道大型种子公司的宣传已经铺天盖地。
我们在2000年左右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每户家庭每年靠他们生产出的农产品能糊口4到5个月左右。而今天，他们生产出的食物足够一个家庭吃一年，甚至还有多余的产出可供销售。
“生命种子网络”（The Seeds of Life Network）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他们的工作完全围绕保护种子而运行。如何去保护种子？最基本的是让人人都有权去播种、耕耘以及享用丰收后的果实。通过确保农民可以拿到非基改的种子,也就是让大多数人拥有这些种子，我们正在建立多个无基改作物的领地。除了要求捍卫种子的政治倡议外，我们还有一个推广玉米种植的种子保护运动。”
“里奥苏西奥土著与农民协会”做了些什么？日复一日，我们在当地的中小型农场中推广本土种子的收集和保护。我们推动着种子在区域内的交换。你在这儿看到的每一样作物，我们都能把它变作食物来供人或者给动物食用。我们对于自己想种什么有完全的自主权。我们努力让每个家庭都能够在他们的农场里种植多种多样的农作物，这样，家里的大人和孩子都会想在农田里花时间来改进他们的生活条件。
农民自己的种子继续在世界各地流传。今天，他们已经变成了抗争的种子。这些种子和农民一起并肩作战，农民利用自己的种子来为他们的家人、组织和人民提供食物。当这些种子在种子集市、公共市场和农民聚居地被交易的时候，它们就是抗争的种子。当它们挑战并抵制恶法时，它们就是抗争的种子。
在危地马拉，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玉米品种，但是多年来人们不重视这些本地种子，或者低估了它们的价值。在前哥伦布时期，这些种子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今天人们更倾向于忽略或者轻视它们。我们并不需要去研究基改作物，而需要去研究如何恢复快将遗失的种质资源，以及如何培育我国的本土品种。农民组织可以对基改作物，跨国种子公司和大庄园说“不”，只要他们有种子就能抗争。 只要农民重新获得他们的土地，播撒种子就是抗争，这些种子就是美好生活的希望。本土的种子是食物主权抗争的一部分，更是这个抗争的核心。当这些种子持续喂养着全世界人口的时候，它们也在进行着抗争！
七、种子银行：农民对本土种子的生产和改良
我们决定去建立一个本土的种子银行。我们保有50多种本土的玉米种子，超过80种各类豆子的种子。这些不同类型的种子适应于不同的海拔和地形。当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种子供给人们。曾经有好多次，当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和地区的时候，人们失去了种子。但多亏了当地的种子银行，人们能够再一次开始种植。农民们自己选种培育以达到他们想要的性状。这些种子的需求量很高。
银行有三种不同的运作方法，一是种子可以按公道的价格出售；二是农民可以从种子银行借种子，收获后再还给种子银行；三是种子在农民之间交换。如果一个农民有玉米种子，但是他还需要豆子种子，他就可以找拥有豆子种子的农民进行互换。
巴西是一个农作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国家。过去的十年中，在卢拉和罗塞夫总统的统治下，我们在农民和家庭农业政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过去，我们有很多农业的项目刺激人们去保护、维持和管理农业生态多样性。
我举个例子，食物收购计划（PPA）是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各类食物，以供应学校和医院的项目。该项目鼓励生态农业生产模式，这样农民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产品。生产农产品的组织也越来越多样化。这些公共的政策是基于社会运动的需求形成的。这些运动提出了诉求，而且有大规模的民意支持，因此政府不得不开展多种项目来应对公众压力。PPA创建了一个特殊的子项目，命名为“PPA-种子”，联邦政府从农民那里收购种子，然后分发给其他的农民。这个项目十分重要，由于农业企业的不断扩大和各类宣传，使得很多农民失去了他们的本土种子。多亏了“PAA种子”项目，政府分发种子，让很大一部分农民能够保有他们的种子。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生产单位用于培育水果和蔬菜的种子。“小农联合会”正在负责这一生产单位，这样我们就不用再依赖商业种子。我们想要的是能够适应本地生长环境的种子，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八、抵制基改种子
2005年，哥斯达黎加的卡塔戈省政府发出申明指“本省是一个无基改作物的地区”。这一声明发出后，其他省市也纷纷效仿。然而到了2012年，孟山都的一家子公司要求政府批准其在哥斯达黎加种植三种基因改造玉米。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展开了关于基改作物的讨论。三十个组织联合起来举办了一场长达200千米的游行，拜访了沿途所有的地方政府。这使得哥斯达黎加92%的地方政府在一年内决定成为无基改作物地区。
我们必须理解种子是社区和文化的心脏和灵魂。如果没有这些本土种子，我们不可能建立食物主权；老百姓也不可能将发展模式和幸福安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幸的是，中央政府并不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更不要说那些只对挣钱感兴趣的跨国公司了。于是很多农民因为没有其他种子可用，不得已接受了政府分发的种子。但是，在2013年，那些种子给我们带来了问题。我们的机构拒绝接受这些种子，但是有个小男孩拿了一些，把这些种子带到我家里。当时，我的小孙子和我在一起，他只有六个月大，还在地上爬，结果他食物中毒了。孩子妈妈从孩子嘴里掏出来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政府提供的玉米种子。因为这件事，我们开始拒绝接受政府的种子，并建立了自己的种子银行。
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种子银行里保留种子。我们邀请所有的农民开会，他们都带了自己的种子来。开始时只有34位农民保留自己的种子，现在有58位了，他们将自主权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以玉米为食物，人们种植玉米。我们有三种颜色的玉米，黄色、黑色和白色。这些不同颜色的玉米绝不能流失，他们代表了我们身体的颜色，有些人来自于黑色的玉米，白色玉米是有些人变成白色。我们会一直留存和种植这些不同颜色的玉米，每种颜色都同等重要，这样种子才不会消失。
这些是赤花豆、西葫芦子，那些是葫芦的种子，明天我们要把它们都种到农场里玉米的旁边。为了孩子和我们自己，我们要守卫玉米，守卫我们的食物。
为了将来，我们要守卫这些种子，我们不能让这些种子死去。我们很努力地守卫种子，对玉米种子的替代品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们想要改变的是生产模式，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运动也是如此，整个生活系统都要改变，而不仅仅是生产。很大一部分农民显然已经准备好成为改变的力量，开始实践生态农业，这是完全切实的。
保卫种子，才可以将食物主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我是本土种子的守卫者！
本土种子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