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大好，危险存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国际形势的总体概括。​

　　1970年4月18日，经毛泽东同意，中日双方就一九七〇年备忘录贸易事项达成协议并签字。10月初，毛泽东审阅并同意周恩来总理复信日本友人，表示欢迎日本友人意在恢复日中邦交和扩大交流并访华的意愿，使中日关系正常化跨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毛泽东相继会见了亚非拉等贫穷国家的领导、来宾，还会见了来自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以及罗马尼亚的代表和友人。在会见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时强调说，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等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的国家。本着穷朋友互相帮助的精神，毛泽东希望真正独立强大起来的国家，帮助那些还没有解放的国家。同时又指出：“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建立平等关系。”毛泽东独立自主的精神始终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正是从化解中苏矛盾，打破世界格局的战略高度来处理中美关系。1969年12月，美国提议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在适当的时候在华沙举行正式会谈。1970年1月，“扩大交流”和“扩大对话“ 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会谈。美方准备考虑派代表来北京或由我派代表去华盛顿，希望同我进行更高级的“直接讨论”和“更为彻底的探索”，并转达尼克松的口信： “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中国表示予以考虑。三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中国决定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随后，中国政府发布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月20日，毛泽东署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通称“五二〇声明”) 发表。声明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毛泽东的声明指明了革命是世界的主要倾向以及美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本质，相信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 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21日，首都人民在天安门举行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由此，中美大使级会晤再度推迟。

　　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关于国庆的报道中， 提到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国庆活动。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毛泽东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我愿意和他谈， 谈得成也行， 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将既团结又斗争的精神和策略运用到外交实践，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突飞猛进的国内建设需要。并且高瞻远瞩地指出：“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消息， 并刊载毛泽东和斯诺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照片。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和信息告诉世界，中国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快速通道，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求真务实的精神，表明了毛泽东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而在谈笑之间始终充满自信，是他在充分认识到美国处于世界人民革命的包围，内外交困、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之后，面对世界的惊涛骇浪和风云变幻，具有主导和掌控世界外交格局的勇气和魄力，显得那样游刃有余，气度非凡。同时向世界表明，中国基本强盛，已经具备敞开国门迎接八方来宾的条件。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为中美关系把脉定调，为缓解外部压力，争取国内和平建设，在挑战中赢得了机遇。

　　1971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指示精神，鉴于1969年尼克松上台以后，大批美国人申请访华的需求，中国外交部改变了过去一般不允许美国人来华的做法。4月7日，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中国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问中国的请求。经过一波三折之后，毛泽东作出新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一消息立即震动了整个世界。“乒乓外交”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美国政府积极释放善意，大幅度取消对华禁运，取消中美互访人员的限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进入联合国。中国政府坚持原则，在欢迎美国友人访华，政府谈判的同时，支持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立场永远不会改变;继续坚持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不容干涉，美国如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4月21日，正式向美国发出邀请。5月17日，尼克松正式答复，愉快地接受中方的邀请。6月16日，中美发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公告。公告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高票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是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席位。指示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立即组团参加本届联合国大会。强调，要把平等协商的精神带到联合国去，对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对具体问题的表态不宜说得太死，以免陷于被动。审阅并同意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发言稿明确指出：“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全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也是毛泽东向世界发出的庄严承诺和宣言，它将永远成为响彻联合国上空的最强音。

　　1972年1月6日，在审阅《对美方口信的答复》后说：“他二十二年都没有来，再等一百年嘛!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在“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后又说： “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毛泽东正气凛然、镇定自若，先声夺人，胜券在握的精神已经稍胜一筹。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主席在游泳池住处会见了他。毛泽东前不久因心律失常导致严重缺氧休克过，身体并未完全恢复，原定十五分钟的会谈，还是延长到了七十分钟。

　　他们从哲学、政治、台湾、世界，以及中美关系谈了许多。一个谦虚大度，一个虚怀若谷。尼克松说：“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称赞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说你读得太多了。毛泽东说：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们派点教员来，特别是历史教员和地理教员。他们的谈话充满机智和幽默。毛泽东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毛泽东还坦诚地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谈到中国当时常用的“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毛泽东说：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两个东西方的伟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为了和平发展的共同目标，他们握手了，他们因此改变了世界格局，改写了世界历史。他们既有分歧更有共识;他们没有深情厚谊，却充满真诚和坦率。历史不会忘记他们。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公报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不啻是世界政治外交舞台的一次大地震。它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利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而实现中国战略利益最大化的指示精神的丰硕成果;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共和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证明了它以令人耳目一新、成绩卓著的姿态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它宣告了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震惊和威慑了世界上一切反华势力。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和桀骜不驯的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毛泽东精神的风貌和魅力!

　　与此同时，日本与美国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被提到议事日程​。7月18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商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程序。7月27日至29日，周恩来等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代表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进行谈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国做足了舆论宣传工作。宣传提纲指出：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是当前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和重要战略部署。中日双方发表公告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9月25日上午到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日本客人。客人说能见到毛主席感到很荣幸。毛泽东用日语说：“谢谢!”接着问：怎么样?吵了架吗?田中说：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解决了问题。毛泽东说：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当听说会谈非常圆满时，毛泽东说：那就好了，天下太平。毛泽东非常关心“添麻烦”一词的外交用语，田中说：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后来，《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正式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然后，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指出苏联和美国心怀鬼胎，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放心、不舒服。中日之间可以把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的协议，而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证明彼此都有这个需要。和平、和谈是解决分歧的最好办法，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

　　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说：“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声明还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宣布：中日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圈阅的社论《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社论说：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瞻望未来，我们深信中日友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中日两国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排除各种障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美、中日建立外交关系，对于改善以中国为轴心的对日、对美、对苏三角关系形成的国际环境，具有及其深远的战略意义。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外交历史遗产。毛泽东高屋建瓴，出神入化的外交策略，在对外关系中，从未有过损失主权的让步和被迫就范的时候。始终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既坚持原则，又针锋相对。求同存异，广交朋友。指出，不仅要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还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只有在大力发展同亚非拉广大贫穷国家友好的基础上，才有同发达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关系的可能。二十几年的外交实践和结果证明了毛泽东战略决策的英明远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毛泽东已经开始改变和主宰着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命运。在文革期间，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体现了以国家和人民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毛泽东的意志和决心，贯穿了独立自主、不畏强权，团结奋斗、灵活务实的毛泽东精神。

　　毛泽东利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寻找中国外交的切入点，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解放斗争和经济建设，关注欧洲局势的走向，满腔热情地寄希望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进步事业。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时说：​十分欢迎法国总统访华，“他来的时候，礼节比欢迎尼克松还要高一点。”并说：“总是闹别扭，几个大国，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乱。你们现在和英国搞好，我赞成。”希望他们团结起来，大团结，小吵架。同时，指示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国的正义斗争 “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向越南提供无偿支援，计划援助金额二十五万元。毛泽东还告诉越南领导人：“世界是打出来的。”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毫不客气地对基辛格说：“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同样希望美国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毛泽东对世界局势心怀善良的愿望，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以稳操胜券的姿态认为无非是天下大乱，给坏人暴露的机会，从而达到大治的目的。

　　“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把握和引领着世界外交舞台的风云变幻，而且从辩证的角度审视国内态势，指出：有人认为是一团漆黑，说光明还出林彪?没有光明，还有一片之明嘛。动不动说大好形势，没有漆黑，那也不对。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甚至无限可分，这就是毛泽东的世界观。从这样的观点看世界，才能得出如下结论：“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怎么能这样说。把刘少奇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指出：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感慨地说：“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因此说，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的一批反革命。

　　针对我国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泽东提出：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导方针。它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精神的具体化。又进一步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关于批林整风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犯了错误的，只要自己承认了，允许改。一点错误也没有，没有这样的人。哪有那么清的，水至清则无鱼。毛泽东总是以宽大为怀的精神看待犯错误的同志，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启用了一批老中青干部。从战略的高度指出：外国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毛泽东魂牵梦绕的问题。从防范于未然的高度指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敲响的警钟，振聋发聩，深长悠远。

　　中共法定接班人刘少奇、林彪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之后，加之周恩来总理操劳过度，病魔缠身，中共高层相继启用了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邓小平等一批人。华国锋从1971年2月开始参加主持全国农业工作并逐步开展全国性工作及中央工作。他忠于毛泽东，朴实无华。毛泽东对他也是关怀备至。有一次，在同华国锋谈话时看到华国锋戴着毛泽东像章，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足见毛泽东对他的关爱之深切。毛泽东对张春桥、王洪文也是深信不疑。不仅把起草十大的报告和修改党章的重任交给他们，有国家大事也找他们商谈。并善意地批评和告诫他们：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王洪文是1972年9月由毛泽东亲自提议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的。考虑到王洪文年轻，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毛泽东嘱其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该书是说15 岁的放牛娃刘盆子做皇帝，但因脱离不了放牛娃的习性而失败下台。意在告诫王洪文汲取其教训，在斗争实践中磨炼和完善自己。

　　毛泽东对邓小平更是念念不忘。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不久即致信毛泽东揭发批判林彪，同时提出愿做一点工作。毛泽东一方面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方面又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1973年3月9日，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六年后第一次会面，毛泽东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随后，毛泽东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至此，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庇护下顺利经过文革的暴风骤雨，通过耐心“等待”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继续开展批林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意识到，林彪表面上信奉马列主义，口头上吹捧毛泽东思想，其内心深处却充满腐朽没落的孔孟之道。批林必须批孔，揭穿他的虚伪反动的本质，肃清其蛊惑人心的思想流毒，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认识，坚定人们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完全必要的。在1973年7月4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讲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 林彪也是啊!”在1971年2月17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同样谈到中国的历史问题时说，《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学术界一批人认为孔夫子是复辟周朝的奴隶制。而郭沫若则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的”。

　　实质上，中国几千年的统治阶级以及蒋介石到林彪极力赞赏和宣扬“克己复礼”“仁义道德”等虚伪的反动思想，他们不是真正造福大众，为民谋利。他们与五四反孔潮流背道而驰，与毛泽东精神大相庭径。毛泽东历来赞赏秦始皇，认为不能大骂秦始皇。秦始皇以超前的视野，非凡的气势制定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改革世袭分封的封建制为郡县制，为统一中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进步作用。即使是被历代儒生术士大加鞭挞的“焚书坑儒”也是事出有因，或是一些开历史倒车的穷酸腐儒们咎由自取，栽赃陷害。退一步说也是可以“商量”辨析的事。而所有封建卫道士无不是利用孔孟之道来束缚人民的思想自由，欺骗麻痹人民斗争反抗的精神。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始终具有厚今薄古，破旧立新的反潮流精神，对一切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深恶痛绝。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与江青的谈话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在谈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时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念了新写的《七律 • 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谈话与诗词表达了诗人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与诗人倡导的文革精神协调一致：痛斥口是心非的仁义道德，反对厚古薄今的倒车行径，憎恶资本主义的复辟勾当，愤恨修正主义的险恶用心。一如既往地弘扬五四反潮流精神，打倒孔家店;反分裂、反复古，反对诸侯割据，世袭分封，赞赏中央集权，一统江山。藐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孔孟之徒，对历代革新家多有赞许。毛泽东诗词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从五四到文革澎湃激昂的反叛精神。

　　毛泽东最欣赏鲁迅精神。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说： “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严于律己，解剖自己。1973年6月22日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谈到拿破仑，特拉奥雷说，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说：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特拉奥雷说：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即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毛泽东说：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毛泽东历来的观点认为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显得幼稚可笑。在同尼克松谈话时公开讲道：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目的就在于打倒帝修反。毛泽东作为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宗旨，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砥柱中流，引领风骚。

　　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慷慨激昂地说： “我要到阎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把地狱中的制度破坏一下。”表现了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豪情满怀、壮心不已的战斗精神和气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