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而奋斗！”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临西县喊得最响的一句口号。这既包含了敬爱的周总理对玉兰和20万临西人民的亲切关怀，又渗透了玉兰和临西人民为了实现周总理的嘱托而付出的艰苦努力。

　　1972年11月23日夜，周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了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刚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归来的玉兰一行，提出了“争取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的要求。

　　“晚上12点，总理来了，问到了大队和县里的情况。”玉兰在笔记本上详细追记这次难忘的接见，“当我汇报说大队今年粮食亩产达到800斤、皮棉达到100斤时，总理讲，那不错，大队过‘江’了，全县也上500斤了吧？我汇报说只有260斤，总理不太满意地说，才260斤？你们县像你们大队这样水平的有多少村？我说，全县有44个大队是学大寨的点，粮食产量上了‘纲要’。总理又问，你到县委有多长时间了？我回答说，到县委快两年了。总理又问，九届二中全会后，读了点书吧？我回答，参加了一次省委读书班，县委每月有4天的学习时间。总理问，你每年参加劳动多少天，我说劳动不够多，总理说，去年有100天吧！总理又充满期望地说，你到县上工作，要争取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总理看了看表，已经半夜一点多了，就说，你们都有晚上睡觉的习惯，那你们就休息吧！总理同我们整整谈了1小时20分钟。”

　　如今看来，在这次令人难忘的会见中，总理是多么想从玉兰口中，听到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可是，玉兰却一句过头话也没说。后来的事实表明，坚持实事求是的玉兰，更加赢得了总理的器重。

　　第二天上午，刚吃过早饭，邓颖超大姐又亲自给玉兰打来电话，说总理还没有跟她谈完，委托大姐继续谈，10点钟来北京饭店。有的同志建议说，邓大姐这么大年纪了，还是由玉兰上大姐家去汇报吧！玉兰就给邓大姐打电话，大姐马上同意了。不一会儿，大姐派车把玉兰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大姐又一次详细地向玉兰询问了东留善固和临西的基本情况，同她一起具体研究了临西县实现东留善固化需要的时间和措施，教育她要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动群众大上农业。她们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中午1点。临别时，邓大姐对玉兰说：“今后多联系，这次算挂上钩了。”

　　这天晚上，在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阿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再次嘱咐玉兰，争取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当总理到各桌祝酒，来到玉兰面前时，同她碰杯，说：“玉兰，3年！”玉兰说：“3年。”

　　总理又说：“3年，要东留善固化。”总理一边说着，一边两眼殷切地望着玉兰。玉兰使劲地点了点头，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夜深了，玉兰却难以入睡。她有个习惯，就是每当遇到大事，都要反复思考。两天来，总理和大姐接连3次接见，3次提出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的要求，不仅给自己在县上的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为临西的大发展注入了精神动力。是的，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各行各业的工作必然要上一个新台阶。她禁不住为家乡的面貌将要发生巨变而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面对总理的重托，玉兰又感到担子沉重。从1955年任村里的合作社社长，到1971年任临西县委第一书记，她已经整整在村里干了16年，才把一个穷沙窝建成林茂粮丰的新农村。可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一件多么漫长而又艰巨的事情。如今，全县3年就要实现东留善固化，时间是何等的紧迫，任务是何等的艰巨！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临西是个新县，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商业、电力、交通和水利设施基础，甚至连县城都还没有来得及规划和建设，县委和县革委机关多年来还一直住在原县拖拉机站的“机窝”里，真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而且，这里又地处黑龙港流域，多是盐碱地、沙土地、低洼地，连年遭受水旱灾害，粮棉产量低而不稳。

　　遇到困难就低头认输，这不是玉兰的性格。恰恰相反，在长期艰苦环境中得到磨炼的玉兰，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精神风貌：困难越大斗志越勇，压力越大动力越足。此时此刻，她不仅想到了种种困难和阻力，更想到了周总理提出的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这一指示的巨大号召力，想到了有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想到了20万临西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蕴藏着的无穷力量……这时，玉兰兴奋地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共同奋斗，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是有希望的！”

　　就在周总理向玉兰提出，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的第二天上午，玉兰就通过长途电话向临西县委作了传达。另据临西县档案馆所藏县委办公室“永久案卷36号”142页记载，玉兰从北京回到临西县的当天——1972年12月11日下午，就召开了县委、县革委“双常委”会议，原原本本地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邓大姐3次接见的内容，具体研究了如何贯彻落实的措施。案卷中这样记道：“常委讨论的情况：对总理提出的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有决心有信心。能否搞上去，关键在于班子有没有雄心壮志……临西县有毛主席、周总理关怀，省、地大力支持，群众要求大上，就看我们的劲头了。”

　　不久，临西县委和县革委通过层层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利用广播、板报、文艺活动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和发动，使“为三年实现东留善固化而奋斗”这一口号迅速传遍临西大地，成为全县20万人民的行动指南。

　　所谓临西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就是要使东留善固的经验在全县各个乡村普遍开花结果。那么，化什么？怎么化？玉兰的回答是：“经验学到根本上，劲头使到点子上。”

　　玉兰在1973年3月召开的河北省学大寨会上有个发言，介绍了临西县推广东留善固经验“抓根本”的过程。前两年，县上也曾组织一些社队干部到东留善固参观学习，但“抓根本”不够，只是转圈子、抄牌子、看机井、查牲畜，甚至还有人觉得这个村“自然条件好，别处学不了”，致使先进单位真正的经验推广不开。后来，县委大力宣传东留善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详细介绍这个村由穷变富的全过程：3000亩荒滩变成绿林，是年年育苗、年年栽树，由少到多发展起来的；4000亩耕地实现园田化，是经过平整掉十几条大沟，年年起高垫低，一锨一锨建设起来的。所以，这里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句话，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总结经验，人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层层搭梯子，生产步步高”，这是临西县推广东留善固经验的一条基本做法。玉兰在一次谈话中这样介绍它的内容：“上房需要搭梯子，有了梯子才能步步登高。临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也需要搭一些‘梯子’。这些‘梯子’，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典型。把这些‘梯子’竖起来，对周围社队很有说服力，也便于实行传、帮、带，这样就推动了工作的不断深入。”

　　有段时间，临西县委只注意抓一两个先进典型，结果对面上的工作推动不大。后来，县委从各公社学东留善固成绩显著的单位中，抓住44个先进单位作为“梯子”。这些先进单位在自然条件和生产发展上各有特点：有沙地、旱地的，也有盐碱地的；有农业、林业的，也有多种经营的。这样，就使面上不同特点和不同条件的单位，都有了自己的学赶目标。面上经常到点上去学，点上也不断到面上去帮。这样，很快出现了“一面红旗带一片，多面红旗带全县”的生动局面。全县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快轮带慢轮，轮轮都转动，加快了全县东留善固化的步伐。

　　尽快改变生产条件、促进农业大上，这是临西3年实现东留善固化的基础。玉兰和她的同伴们紧紧抓住这个关键，做了一篇大文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临西尤其如此。这个县地处华北平原南部、卫运河中段，属黑龙港地区清凉江水系，还是宋代的黄河故道。长期历史水系的变迁，使这里的土地大部沙化和盐碱化，易旱易涝。据《临西县水利大事记》载，从1949年新中国到1972年，这个县每年都遭受旱或涝或两灾并加，平均每年受灾面积达15万亩左右，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有好几个年份甚至是全县绝收，历年粮食平均产量不足百斤。显然，水利已成为这个县制约农业大上的瓶颈。于是，临西县委、县革委把水利建设作为第一仗来打。玉兰明确提出：“农业要上去，水肥要保驾。”

　　就在玉兰向县上传达总理指示后的第三和第四天，县委常委会就如何加强全县水利建设进行了专门研究。据临西县档案馆收藏县委办“永久案卷36号”154页记载：“12月15日上午，常委会议研究尖冢水利工程问题。玉兰发言说，‘中央、省、地都要求我们大干快上，如果没有几条过硬的措施，不来个飞跃是上不去的……要有个敢想敢干的劲头。水利工程到底怎么搞，要决定下来。向群众宣传的提纲抓紧搞。’”

　　从1973年到1975年，临西县大学了3年的东留善固，也大干了3年的水利建设，基本上做到了涝能排、旱能浇。当年的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主任张延福，向我详细介绍了这个县70年代初在开展水利建设上走的“三步棋”。

　　第一步，挖渠引水。临西的东边是卫运河，沿河建有几座扬水站。但多年来，由于渠道不畅，河水引不到地头。从1972年开始，县里先后动工兴建和修筑了临馆渠、卫西干渠、跃进渠、西尖干渠、下堡寺渠、东四支渠等渠道，做到了全县渠渠相连、村村能灌，只要卫运河有水，全县80％的耕地都能浇上水。

　　第二步，建站排涝。为解决这个县西边高、容易旱和东边低、容易淹的问题，县上决定上汪江排灌站。从1974年4月动土兴建到7月完成土建主体工程，历时3个月，做到当年施工，当年受益，保证了汛期排涝投入使用。这个排灌站流量每秒15立方米，排涝面积100平方公里，是邢台市卫运河西岸第一座大排灌站。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1975年来临西视察工作时，看了汪江排灌站，称赞道：“一个县能修起这么大的水利工程，真不简单！”为了使站、渠配套，及时排涝，县上在1974年和1975年两年，又先后兴挖、清淤和接长各种干、支、斗、农渠447条，全长1640公里，动土石方788万立方米，使全县受涝面积大为减少。

　　第三步，打井抗旱。每逢旱年，卫运河常常断流。没有地上水，这个县就向地下找水。为了加快打井速度，全县组织了“百日机井会战”。玉兰还亲自到衡水邀请打井队，为临西打深井。那几年，这个县共打成各种机井5000多眼，其中深井400多眼，全县57万亩耕地全部变成了水浇地。这是在临西水利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

　　1974年4月，事关临西80％地区用上运河水的重点水利工程——临馆渠和卫西干渠，开始动工兴建。为了深入现场检查工程进度和沿途慰问民工，玉兰决定沿着水利工地全程实地察看一遍。当时，沿途没有道路，不用说坐车，就连自行车也没法骑，他们就徒步前往。

　　这天清晨，玉兰会同县上的有关领导和水利干部，从县城童村出发，经西马鸣堂村，沿渠道往南。工地上，刚刚挖出的沙土很松软，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十分吃力。玉兰边走还边和民工们交谈。

　　当他们来到何老官寨村东的工地时，这位当年的“铁姑娘”看到这人山人海、红旗猎猎、号子声声的动人场面时，不禁手痒起来，抢过一辆装满土的车子，就往坡上拉，别人拽也拽不住。中午时分，他们到达指挥墓村，在工棚里和民工们一起吃午饭。然后，又向西走，来到临西最西南边的摇鞍镇，又往北沿工地返回县城。

　　这天，他们从早晨走到晚上，一口气走了上百里路，一个个都成了土人。张延福深情地对我说：“玉兰当时工作很忙，整天休息不好，身体又胖。我们都不叫她这么走，可她非要去，最后大家累得一个个东倒西歪。她也累惨了，回到办公室往桌上一趴，就睡着了，别人推也推不醒。玉兰对临西的水利事业，可真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

　　“发展水利事业，不仅要克服缺资金、缺设备、缺技术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克服人们因循守旧、遇难而退的思想障碍。”焦振友，这位长期担任临西县委副书记、县长和书记，多年主抓全县水利工作的老领导，向我介绍了当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在水利建设上的思想斗争。跃进渠和尖冢闸是这个县的重点水利工程，因多年淤积而失去效用。为此，县委几次讨论整修，但每次都因意见不一而罢休。1971年，玉兰担任县委书记后，又开会研究。有的说，这个工程地下流沙多，过不去这一关，弄不好会劳民伤财。但玉兰却说，尖冢闸、跃进渠是怎么来的？过去兴建时都能过流沙关，为啥咱们今天整修就过不去了？第二年冬季，全县组织3万多民工，打响了这两个工程的战斗。玉兰亲自深入现场，带头挖泥劳动，研究过流沙的办法。经过试验，摸索出在渠底先开出一条一尺多宽的小渠，淋出流沙层的积水，然后集中劳力、集中时间、集中地点抢挖流沙，终于突破了这一难关。原计划一个月完成这两项工程，结果只用半个月就拿下来了。它的修建，不但使临西的10多万亩旱地浇上了水，同时使邻近的威县、清河、南宫3个县都能受益。这一工程修建至今已20余年了，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如今在临西县中部，有一条横贯南北的大堤岗，名叫“鲧堤”，又叫“金堤”，相传是汉代为抵御黄河水害所建。东部，则是闻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当地人称为卫运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玉兰和临西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又陆续兴办了大量的新型水利工程，终于使这里的人民摆脱了长期遭受的旱、涝与洪灾之苦。所有这些水利工程，都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治水兴水奋斗史的见证人。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临西没有自己的化肥厂，所用化肥一靠国外进口，二靠外地调拔，远远满足不了当地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对培肥地力、改良土壤具有重要意义的农家肥，当时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更利用得很不够。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玉兰，深深懂得肥料对于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性。在她的大力倡导下，临西又打响了大积农家肥的战斗。

　　一些临西县的老领导、老干部告诉我，当年为了少烧秸秆，多搞秸秆还田，临西各乡村多次组织农民赶着毛驴，拉着小车，长途跋涉数百里，到西边太行山区拉煤。当玉兰了解到紫穗槐这种灌木能压碱，条子能编筐，叶子又能积肥，可以说满身都是宝时，几次在大会小会上号召人们大种紫穗槐。一时间，乡乡村村都忙着插扦繁殖，有的村多达10万墩以上，为农田积下了许多优质绿肥。为了广积肥源、提高肥效，他们还先后搞了高温积肥、沼气沤肥、腐殖酸肥，真是“什么法都试了”。

　　俗话说：“家里的土，地里的虎”。一次，有位老农向玉兰介绍，可以用旧房土、炕坷垃当肥料施，作用比速效化肥还好。她听后如获至宝，及时把它推广到全县。这个县姚楼乡马兰村有位农民这样向我回忆：“那阵子，家家户户拆旧炕、扫房土、就连茅坑、猪圈边上的破砖烂瓦，也都起了出来，在各村场院里堆成了小山，男女老少都去敲坷垃、砸碎砖。别看这些破七乱八，上到地里，那庄稼的旺劲儿，甭提了！”

　　临西县上化肥厂的经历，那真是历经曲折、几上几下。县上先是在远离临西的沙河县，买下海军某部的一家化肥厂，生产了几年化肥。为解决煤源，县里又在太行山区建了两座小煤窑。随后，玉兰向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求援”，争取到一套出口的化肥设备，终于在临西的大地上建起了自己的氮肥厂。与此同时，县上还兴建了磷肥厂。经查阅临西县档案馆收藏县委办“永久案卷”，从1973年1月接收海军化肥厂到1977年4月临西氮肥厂建成投产，县委常委先后研究化肥问题多达50余次。

　　如今已发展为邢台恒达化工集团的临西氮肥厂，就是在1973年底开始筹建的。当时，由国家计委拔下指标，但各种设备、建设资金、图纸设计、土建工程等，都得由县里自己去联系。困难之多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临西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的玉兰持何态度，就成为这项工程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关键。据临西县档案馆收藏县委办“永久案卷43号”203页记载，玉兰在1975年6月6日召开的专门研究氮肥厂建设工作的县委常委会上，这样慷慨激昂地鼓励同志们：“不能被困难吓倒。要具有越是困难越向前的雄心壮志，战胜万难的精神。对氮肥厂的建设，常委要定期研究，要在全县再动员一下。”

　　“玉兰为上临西的化肥，可费大劲了！”曾任临西氮肥厂筹备组组长和副厂长，后任县长、县人大主任的张金铸，向我回忆当年玉兰等同志克服万难筹建氮肥厂的情景时，不禁感慨万千，“当时，我拿着玉兰的信，去找陈永贵签字，又找国家计委、化工部等中央有关部委领导拿意见，再找厂家定购设备，先后跑了全国19个省市的几十个厂家，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整整筹建了3年半才投产。我不论走到天南还是海北，只要一提起是玉兰的县建厂子，没有一个不开绿灯的。开始，省上、地区都不愿意把化肥厂指标拨给临西，更不愿把化肥厂建在临西境内，要不是玉兰几次出面力争，靠她四处活动，咱们做梦也建不成啊！氮肥厂年产量起初是5000吨，1994年达到66000吨，另外还生产了大量的合成氨、商品液氨和甲醇，20年来能增产多少粮食！又为临西人民增加多少收入！1994年，临西县粮食亩产达到600多斤，农民人均收入超过500元，分别比1970年增长了2倍和12倍。”恒达化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龚长芹在庆祝建厂20周年之际告诉我，到2000年，恒达集团将发展到拥有固定资产1.5亿元，年产值2.5亿元，年利税3000万元的现代化大型化工联合企业。

　　为了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地引导到改善生产条件上来，临西县委、县革委还帮助各社、队制定了长远规划和短期安排，然后组织战役，一仗一仗地打，使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一个字一个字地得到落实。

　　数字是枯燥的，但往往能说明问题。这里，我想引用一组摘自《临西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上的数字，可从一个侧面来说明临西县这3年的变化；1975年同1972年相比，粮食总产增长了29％，棉花总产增长了17％，油料总产增长了36％，林地面积增长了50％，四旁植树增长了90％，果品产量增长了223％；农业总产值从8862万元增长到1.1亿元，增长了25％；农村经济总收入从1045万元增长到2169万元，增长了41％；人均纯收入从47元增长到57元，增长了21％。

　　与此同时，工业、交通运输、邮电、电力、城乡建设、政法、文教卫生等事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新建的临西化肥厂、县第二机械厂、县石油库、县汽车站、下堡寺变电站等骨干企业和重点工程，以及数十座扬水站，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县；崭新的县影剧院、县新华书店、县光荣院、县文化馆、县职业技术中学等文化设施在新县城拔地而起；重新整修和铺设的邯（郸）临（清）公路、清（河）临（西）公路等干线公路，伸向远方。

　　周总理当年嘱托玉兰开展的临西县3年东留善固化活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一个新临西，已展现在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