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者：徐鲜梅 作者：卢麒元）

　　 卢麒元《新社会主义通论》，立场鲜明，观点明确，客观求是，透彻深邃，抓住本质，把握现实，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不难预见，起码慰借上一代满目疮痍心灵，唤醒中间代湮灭沉沦良知，开启新生代制度建设自信。两个人物命运勾勒与两场革命成败诠释，彻底揭示并清晰了文革改革“两革史” 实质与结果！ 特别摘辑《通论／史论》，请贵网媒编辑负责人审阅，并准许刊发为盼，顺遂平安！

　　笔者（卢麒元）认为，子思《中庸》是人类政治哲学的巅峰之作。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梳理中国现代史，以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必须站在这样的高度。否则，根本无法化育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一、梳理共和国史

　　1、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与资产阶级法权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资产阶级法权“两个”基本概念，是认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前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无产阶级运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终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程活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使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共和国的管理者，获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

　　然而，悖论在所难免，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旦成功，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力，包括资产阶级的产权。或者说，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前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的那一刻，事实上也就完结了其自身的存在依据（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了），当然也就终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物质形态而言无产阶级已经变成资产阶级了）。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文革冲突，不可避免地成为人民群众（原先的无产阶级）与官僚集团（无产阶级资产的代持者）的对决。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法权，就是基于产权占有而形成的法定权力。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基于产权的法权依然存在。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之后，自然继承了资产阶级的遗产，从而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法权的范畴可以更为广泛，它包括了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力。也就是说，当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自然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拥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毛泽东在其晚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恰恰是毛泽东哲学思 考的深邃之处。事实上，资产阶级法权必须以代表方式而持有。共和国的官僚体系代持了通过革命赢得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法权附有极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意味着，代持者的僭越不可避免，自然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专政。立法机构人员构成的变化，可以佐证其中的道理。毛泽东尝试阻止这一进程，却惨遭壮烈失败。毛泽东的思考成为新社会主义论的起点。

　　2、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业态。

　　毛泽东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就意味着保留了资产阶级再生的可能性。只要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尽管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从无产阶级当中化生出来的（毛泽东确实具有超越常人的历史洞察力）。这就意味着，单纯从物质上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毛泽东认为，必须从精神上消灭资产阶级。所以，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可堪称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无与伦比的意志、智慧和能力，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也试图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遗憾，他终究未能如愿，未能彻底征服资产阶级法权。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成为了资产阶级产权的持有者，确切说是“理论上”的产权持有者，广大的无产阶级却无法直接管理他们“拥有”的产权，只能通过代理人间接管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治理模式下，对资产阶级产权的移交是一次性全权委托代理，即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不是具有时间约束和空间约束的信托模式(定期更换信托代理）。代理人一旦获得产权的终身管理权，也就拥有了与产权几乎对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代理人不是圣人，不可能全部独善其身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事与愿违，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发生蜕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资产阶级法权”张目危害，且清醒地知道，资产阶级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湿生，而是化生。也就是说，有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资产阶级必然生长出来，而且是从无产阶级内部生长出来，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遗憾，毛泽东有生之年尚未找到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方法。“资产阶级法权”将幽灵附体，资产阶级将会以特定方式进行复辟。

　　毛泽东深爱着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在关乎人民利益的原则问题上是不会妥协的。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他决定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土壤。毛泽东发动了他的战友们至死无法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肤浅的学者，非要将毛泽东的文革解释为“权力斗争”，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文革的夺权，本质上是让人民向官僚争夺本就属于人民的主权。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群众完全不了解主权的内涵。主权，包含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人民需要夺回的是立法权。在混乱中，群众越过了底线，全面夺权，并砸烂公检法。很遗憾，人性的局限注定了悲剧性的结局。资产阶级法权，注定了持有者的命运，新的夺权者，可能比旧的更坏（文革中出现了令人发指的悲剧）。

　　毛泽东终于陷入了现实的困境，他的敌人更像是化于无形中的魔鬼。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对拥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官僚体系（人民代表们），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最后打击——发动了那场触及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他打击的也仅仅是魔鬼的化身，而“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魔鬼却安然无恙。这是一个伟人最悲壮的远征，这是一次孤寂而苍凉的征程。

　　毛泽东曾经战胜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曾经给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毛泽东解放了被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双重奴役的中国人民，毛泽东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带来了希望和勇气。然而，毛泽东终究没有战胜“资产阶级法权”。是的，毛泽东始终没有发现，管理资产阶级法权的秘密，那不是在肉体以至于精神上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必须完全彻底地消灭无产阶级自身。毛泽东逝世之后，“资产阶级法权”迅速化生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恰恰是他残留的战友们，他们在形式上彻底地结束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由于，资本主义复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叛，巨大的历史惯性往往会将反叛推入历史的极端。极端的意思是不止于资本主义，中国极速转向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具有浓郁封建主义特征的裙带资本主义），中国极速地走向野蛮无耻的食利社会（超级地租正在吞噬人民的一切），中国正在滑向悲惨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深渊。毛泽东曾经的战友们，在跟随毛泽东战胜资产阶级之后，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无形异化过程中，不自觉地重新变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从这个意义讲，毛泽东仍然未能战胜中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走了，全世界向右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业，资产阶级的事业欣欣向荣。现实再一次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3、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与实现。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性。并且，他的认识，远比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深刻且周严。邓小平知道，资产阶级法权不但无法消灭，相反可以用之迅速发展生产力。于是，邓小平毅然决然撕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封条，一个巨大的魔瓶被打开了，一场排山倒海变革一发而不可收。“资产阶级法权”彷如幽灵，带着最阴暗的人性，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发生了，一边，社会主义中国的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重新沦为了无产阶级，一边，官僚和知识精英不仅仅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并且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迅速地演变成寡头财阀，其亲朋故旧迅速沦为食利阶级。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中国政治在急剧倒退。

　　无产阶级专政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封条。当这个封条被揭掉之后，资产阶级就必然重新崛起。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业；资产阶级革命事业欣欣向荣。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化生于无产阶级的管理层（资产阶级司令部），数量虽很少，能量却巨大。现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已经不再是从肉体上消灭无产阶级了，而是“和平”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权力剥夺和财富占有，在短短四十年，就初步完成了对公共权力和国民财富的剥夺和占有。毋庸置疑，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境外势力（主要是美国）的有力支持下，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邓小平可能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再生后的恐怖状况。在揭掉魔瓶封条的那一刻，他没有为中国无产阶级预备下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被剥夺而从领导一切的主人沦落为弱势群体；由财富创造及拥有者变成了被救济对象。匪夷所思，邓小平既然能够深刻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的含义，为什么想不到为无产阶级预备一条出路呢？至少，可以告诉继承者，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出路何在？一句“共同富裕”的遗言，根本无法形成制度与政策的“自觉”，中国的经济在历史惯性中增长，中国的政治在历史惯性中堕落。邓小平有责任，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更是脱不了干系——应该具备起码的反思能力，阻止放纵政治经济制度走向腐朽。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邓小平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在理论上（伦理和法理上），无产阶级仍然拥有“资产阶级法权”。这就为未来的新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契机。不忘初心，重新审视来时的路，也许是不走老路和邪路的前提。

     （原标题：《新社会主义通论（史论）》，作者：卢麒元）